2026年4月25日，多家媒体报道，南京一派出所副所长为完成查处任务，“设计”让6名未成年人吸毒再查获，犯欺骗他人吸毒罪一审被判5年。身为禁毒的执法者，马某非但没有铲除毒瘤，反而为了完成所谓的“查处任务”，亲手将含有依托咪酯的电子烟递给社会人员，诱骗6名未成年人吸食，随后再带队“精准抓捕”。
这起案件早已超出了普通职务犯罪的范畴，它是一场精心设计的“投毒”闹剧。透过这荒诞的表象，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个人良知的泯灭，更是畸形考核指标下基层执法生态的严重扭曲。
角色反转：从保护者到加害者的异化
这起案件最令人震惊之处，在于执法者角色的彻底反转。警察本应是未成年人的守护神，是毒品的死敌。然而在马某眼中，这两者都异化成了他完成业绩的工具。
马某的行为逻辑简单而粗暴：因为完不成指标，所以制造案件；因为未成年人好控制，所以选择他们下手。他利用手中的公权力，通过社会人员徐某作为中间人，完成了“提供毒品—诱骗吸食—实施抓捕”的全链条造假。这种“自导自演”的执法，本质上与“杀良冒功”无异。他不仅践踏了法律尊严，更亲手将6个心智尚未成熟的孩子推向了毒品的深渊，这种对未来的透支和伤害，是任何数据都无法弥补的。
唯指标论：逼良为“恶”的制度推手
马某为何会铤而走险，甚至不惜知法犯法？判决书中的一句话道出了原委——“为完成查处任务”。这背后，是长期以来困扰基层的“唯指标论”顽疾。
在一些地方的警务考核中，破案数、查处人数被量化为硬性的绩效指标，甚至与晋升、评优直接挂钩。当这种考核指标脱离了辖区治安的实际状况，变成了一种必须完成的“数字任务”时，基层的压力便会转化为动作的变形。
当“有没有案件”变成了“需不需要案件”，执法的初衷就被彻底颠覆了。在这种高压且僵化的考核指挥棒下，正常的排查预防被视为“效率低”，而“制造数据”则成了快速达标的捷径。马某的所作所为，正是这种畸形考核机制催生出的怪胎。如果考核只看数字不看质量，只看结果不看过程，那么就会有更多像马某一样的执法者在“完成任务”的幌子下突破底线。
良知沦丧：无法推卸的个人罪责
然而，将责任完全推给制度是苍白的。考核指标固然存在压力，但绝大多数基层民警依然在法治的轨道上默默奉献。马某之所以沦为阶下囚，根本原因在于他个人良知的丧失和法律敬畏感的缺失。
面对“完不成任务”的困境，他选择的不是实事求是地汇报，也不是通过加强巡逻来发现线索，而是选择了最邪恶的一条路——伤害未成年人。这说明在他心中，个人的政绩、上级的评价远高于法律的红线和做人的底线。他不仅背叛了身上的警服，更背叛了生而为人的基本恻隐之心。这种主观上的恶，是他受到法律严惩的根本原因。
结语：斩断伸向数据的黑手
马某被判五年，是其咎由自取，但这起案件留下的警示不应止步于此。我们需要反思的是，如何改革不合理的考核机制，让执法回归维护正义的本源，而不是沦为数字游戏。
执法权是人民赋予的利剑，只能用来斩除罪恶，绝不能用来修剪数据。只有当考核机制更加科学、监督机制更加严密、执法者心存敬畏之时，才能避免下一个“马某”的出现，才能真正守护好每一个孩子的未来。
| 上一篇： 仲若辛丨刑事案件中以审计报告替代司法会计鉴定的误区及辩方质证 |
| 下一篇： 这是最后一篇，下一篇没有文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