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2月6日，一篇公众号文章《两份刑他函，提前完成的二审》引起笔者注意。（目前此文已不可见）
文章提到的第一份刑他函，说的是商丘的一个刑事案件，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5年7月28日出具《河南省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院函》（（2025）豫14刑他106号），“关于寻衅滋事罪，原则上同意你院报送的意见，即刁某某犯寻衅滋事罪成立。请你院根据认定的犯罪事实，在案证据，认定的罪名，全面叙写案件事实，充分说理，并做好释法析理，判后答疑，争取服判息诉，案结事了。”
第二份刑他函，是《海北藏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关于被告人葛某某、崔某、金某、韩某某犯贪污罪一案的内审意见函》（（2025）青22刑他1号）。这份内审意见写道：“同意你院对被告人葛某某、崔某、金某、韩某某的定罪及主刑的量刑，即：被告人葛某某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被告人金某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被告人崔某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被告人韩某某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
这两份“刑他函”，均来自一审法院的上级法院，均在一审判决前作出，由于其内容是对案件的具体判决意见，故这种刑他函，对于刑事二审制度的影响值得关注。
二审制度的核心价值，在于构筑一道司法纠错的“防火墙”——通过更高层级法院的公开庭审、控辩对抗与全面审查，纠正一审可能存在的偏差，彰显程序正义，守护司法公正的底线。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审判案件实行两审终审制，赋予被告人上诉权且不得以任何借口剥夺，其立法初衷正是通过“一审查明事实、二审纠错救济”的层级监督，为当事人留足维权空间，确保每一起案件经得起法律检验。但《两份刑他函，提前完成的二审》所揭示的乱象，却让这道“防火墙”沦为虚设：本该在法庭上完成的二审审查，被一封封不公开、不质证的刑他函提前终结，二审制度的纠错功能、程序价值被彻底架空，其背后的危害远超个案不公，直指司法公信力的根基。
刑他函的越位，本质上是二审程序的前置异化，直接导致二审从纠错审查沦为程序空转。从性质上看，刑他函并非法定裁判文书，既不属于判决书、裁定书，也不进入庭审举证质证程序，不接受辩护人的当庭反驳，甚至不公开送达、不对外公开，却凭借司法系统内部的层级影响力，行使着裁判的核心职权。前者在一审判决作出前，便提前敲定“刁某某犯寻衅滋事罪成立”，要求下级法院围绕该结论“补写”判决理由；后者更甚，直接明确了四名被告人的罪名、刑期、财产处理方式，甚至预设了证据补强的路径，堪称一份“未宣判的判决草稿”。
这种“未审先定”的操作，彻底颠倒了司法审判的逻辑，让二审程序丧失了存在的意义。二审的核心要义的是“再审查”与“再判断”，它要求审判人员脱离一审的思维定式，通过公开庭审，对案件事实、证据采信、法律适用进行全面复盘，既可以纠正一审的实体错误，也可以纠正程序瑕疵。这一过程中，控辩双方的平等对抗、证据的当庭质证、争议焦点的公开辩论，都是确保判断公正的必要环节。但刑他函的出现，提前锁定了案件结论——二审法院在尚未开庭审理、未听取辩方意见、未核查全部证据的情况下，便通过内部函件给出了实体判断，下级法院只需按图索骥完成判决撰写，二审的“审查”功能沦为空谈。正如刁某某案中，刑他函当庭披露后，二审两次开庭均未进入实体审理，最终转为书面审理；马某某案中，内审意见函的存在也不断压缩二审的实质审理空间，回避与程序正当性问题悬而未决。当法庭不再是争议解决的场所，当审判不再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判断过程，二审便从一道纠错防线，沦为了维护既定结论的程序装饰。
二审程序的形同虚设，其危害性远不止于个案的不公，更在于架空二审制度、侵蚀司法公正的根基，违背了司法机关内部人员过问案件的相关规定。
首先，它剥夺了当事人的法定上诉权与辩护权。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赋予被告人上诉权，其目的不仅是为当事人提供救济渠道，更是通过上诉启动二审程序，实现司法层级监督。但刑他函提前锁定结论后，当事人的上诉沦为形式——无论其提出何种辩护意见、提交何种新证据，都难以推翻已经被内部函件确定的结果，上诉权的救济价值被彻底消解，辩护人的辩护权也成为无用功。这与“对被告人的上诉权，不得以任何借口加以剥夺”的法律规定严重相悖。
其次，它破坏了司法审判的独立性与中立性，违反了防止司法机关内部人员干预办案的要求。司法公正的前提，是审判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审判人员不受任何外部干预、不受预设结论的束缚，仅凭案件事实与法律作出判断。而刑他函本质上是司法系统内部的提前干预——二审法院通过非法定程序，对下级法院的审判活动进行实体指导，甚至直接替代下级法院作出判断，这不仅违背了上下级法院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也让审判人员丧失了独立判断的空间。更值得警惕的是，这种内部函件不公开、不透明，脱离了社会监督与舆论监督，极易滋生权力寻租空间，让司法审判沦为内部操作的工具，与“司法机关内部人员应当依法履行职责，严格遵守纪律，不得违反规定过问和干预其他人员正在办理的案件”的要求背道而驰。
再次，它动摇了司法公信力，消解了公众对法律的信仰。司法公信力的建立，源于每一起案件的公正审理，源于程序的公开透明与结果的公平公正。当人们发现，二审判决的结论并非来自法庭上的公开审理与理性判断，而是来自一封封不为人知的内部函件；当人们意识到，上诉、辩护、庭审这些法定程序，都无法改变既定的案件结果，公众对司法公正的信任便会逐渐崩塌。这种暗箱操作式的审判，会让公众产生“赢了官司靠关系，输了官司怪命运”的错误认知，进而对法律的权威性产生怀疑——当法律不再是人们维护自身权益的最后依靠，当司法不再是公正的象征，社会的公平正义便会失去最坚实的保障。正如马某某案所暴露的，程序违法的乱象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接连倒塌，不仅让当事人对个案公正彻底丧失信心，更直接动摇了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根基。
更深层次来看，二审程序的形同虚设，会导致司法纠错机制失灵，助长冤假错案的滋生。一审判决难免存在偏差，二审作为“终审前的最后一道防线”，其纠错功能的发挥，直接关系到冤假错案的预防与纠正。但刑他函的未审先定，让二审丧失了纠错能力——如果二审法院已经通过内部函件提前认可了一审的结论，甚至提前作出了结论，便不可能再客观、全面地审查案件中的疑点与错误，一审中存在的事实认定错误、证据不足、法律适用不当等问题，便无法得到纠正。长此以往，冤假错案的风险会大幅增加，而一旦冤假错案发生，不仅会侵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更会严重损害司法机关的形象，动摇社会的公平正义根基。
值得警惕的是，两份刑他函所呈现的乱象，并非孤立个案，其背后反映出的是部分地区司法审判中重结果、轻程序，重效率、轻公正的错误倾向，以及二审程序监督机制的缺失。这些刑他函之所以能够越位行使裁判职权，核心在于缺乏有效的监督与约束，导致其成为法外之地；同时，对二审程序的实质审理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即便二审沦为形式，也难以被发现、被纠正。此外，部分司法人员对程序正义的重视不足，错误地将“案结事了”等同于司法公正，为了追求办案效率、避免当事人上诉，不惜通过内部函件提前锁定结论，忽视了司法审判的程序价值——殊不知，程序正义是实体公正的前提，没有严格遵守程序的司法行为，其实体结果的公正性必然受到质疑。
要破解这一乱象，重拾二审制度的功能与价值，就必须遏制刑他函的越位，让二审程序回归本质。
首先，应当明确刑他函的法律边界，严禁其对具体案件作出实体判断，严禁提前锁定案件结论，将其限定在“法律适用指导”的范围内，不得干预下级法院的独立审判。对于违反规定出具刑他函、干预案件审理的行为，应当依据《司法机关内部人员过问案件的记录和责任追究规定》，严肃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做到全程留痕、有据可查、从严追责。
其次，应当强化二审程序的实质化审理，确保二审真正发挥纠错功能。明确要求二审案件原则上应当公开开庭审理，严格落实控辩双方的平等对抗权、证据当庭质证权，确保审判人员能够全面、客观地审查案件事实与证据，摆脱预设结论的束缚。
再次，应当加强监督制约，保障程序公正的实现。强化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审判监督，加强纪检监察部门对二审程序的监督，同时畅通社会监督与舆论监督渠道，让二审审判过程公开透明，让刑他函等内部函件接受公众监督，杜绝暗箱操作。
司法公正，不仅要实现实体公正，更要实现程序公正；二审制度，不仅是一道纠错防线，更是司法公信力的重要保障。刑他函的越位，让二审程序形同虚设，让二审制度被彻底架空，这不仅是对司法审判逻辑的违背，更是对法律权威与司法公正的侵蚀。正如《两份刑他函，提前完成的二审》文中所追问的：“如果二审可以在法庭之外被提前完成，那么法庭本身，究竟还承担着什么功能？”答案不言而喻——法庭是司法公正的殿，二审是纠错救济的防线，这一功能不容替代，这一底线不容突破。
唯有遏制刑他函的越位，让二审程序回归公开审理、实质审查、依法纠错的本质，让每一起案件都能经过公正的程序审理，让每一位当事人都能获得平等的救济机会，才能重建二审制度的权威，守护司法公正的根基，真正实现“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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