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储陈城教授《民营企业平等保护中的刑事差异化制度设计》有感
当《刑法修正案（十二）》将“民营企业背信行为”纳入刑法规制时，很多人欣喜于法律对民企平等保护的承诺。然而，安徽大学法学院储陈城教授在《政法论坛》的洞见如一记警钟：形式上的平等保护，正悄然异化为对民营企业的“二次伤害”。刑法的过度介入，不仅未筑牢民企发展的堤坝，反而在无形中埋下系统性危机的种子——这绝非法治的进步，而是对“平等”本质的深刻误读。
刑法对国企与民企的“一刀切”，本质是混淆了形式与实质的边界。国企拥有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充足的政策支持与风险缓冲机制，而民营企业则高度依赖“人合性”——核心人物的决策、股东间的情感纽带、家族式管理的灵活性，构成其生存根基。当刑法将民企内部治理纠纷（如股东利益冲突、高管决策争议）直接纳入刑事范畴，便如同在脆弱的瓷器店中挥舞重锤。
某科技民企的案例令人扼腕：创始人因股东间股权纠纷被以“背信罪”立案，企业核心团队瞬间瓦解，关键客户流失，供应链断裂。短短三个月，这家曾年入5亿的创新企业轰然倒塌。这绝非个案——刑法的介入频率越高，民企的抗风险能力反而越弱，因为其治理短板被刑事程序放大为系统性崩溃。
储教授一针见血地指出：刑法的过度介入，正在将民企内部的民事纠纷、商业竞争，转化为刑事危机的导火索。《刑法修正案（十二）》对“背信行为”的规制，若缺乏对“人合性”特性的审慎考量，极易沦为股东间利益争夺的“刑事武器”。当某地产集团因股东股权代持争议启动刑事程序，最终导致整个项目链断裂、数千员工失业，刑法便从“权利守护者”蜕变为“经济破坏者”。
更值得警惕的是，这种“教条式保护”正在扼杀创新活力。当企业将精力耗费于防范“刑事风险”，而非投入技术研发与市场开拓，法治便成了“刻舟求剑”的枷锁。正如某企业家所言：“我们不是怕刑法，而是怕刑法在没有必要时突然降临。”
法治的温度，不在于法律条文的冰冷对称，而在于能否感知企业生存的细微脉动。当刑法的刀锋不再随意指向民企的“人合性”软肋，而是如春雨般精准滴灌于治理短板，方能实现“平等保护”的真义。这不仅是对民企的救赎，更是对法治文明的进阶——真正的平等，是让每家企业在法治的阳光下，找到属于自己的生存与生长空间。
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告别“刑法介入越频，民企危机越深”的怪圈，让刑法真正成为民营经济行稳致远的“护航者”，而非悄然埋下的“隐形枷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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