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5月14日，河南省纪委监委通报南阳市委书记朱是西被“双开”，其涉嫌滥用职权干预司法活动、制造冤假错案等问题引发舆论震动。2025年5月7日，资深媒体人何光伟发表文章《朱是西亲自操刀 跨市黑打强造“恶势力”冤案》，揭示了朱是西炮制冤案的过程。文中的“组织部副部长协调要求撤诉”“ 胜诉后律师被打 还威胁赢了官司坐牢” “办案人员称：我要让你家破人亡”“支付工程款算利息指控敲诈勒索”“胡圣银在河南高院申诉期间，镇平公安又抓捕了他的儿子胡继松”等情节令人大跌眼镜。
何光伟文中披露的胡圣银案，不仅揭开了一起权力操弄司法的恶性案件，更暴露了司法实践中程序失范、证据规则虚置、恶势力犯罪标签泛化等深层问题。
一、权力越界：司法何以沦为“领导意志”的附庸？
胡圣银案的核心逻辑是一场典型的“权力干预司法”样本。从案件发展脉络可见，朱是西作为地方官员，长期深度介入胡圣银与亚星公司的民事纠纷：2015年其以省委组织部副部长身份“协调撤诉”，迫使胡圣银一方放弃合法诉权；2021年案件被“指定管辖”至南阳后，朱是西旋即调任南阳市委书记，案件迅速升级为“恶势力犯罪”。这种跨地域、跨层级的司法操控，直接违背了《刑事诉讼法》关于管辖权的刚性规定，架空司法程序的独立性。
更值得警惕的是，案件办理过程中，“领导批示”成为启动追诉的“尚方宝剑”，办案人员直言“领导要办你”，甚至出现警察威胁当事人“我要让你家破人亡”的荒诞场景。当司法程序沦为权力意志的执行工具，程序正义便彻底失守，公民权利沦为权力博弈的牺牲品。
二、证据失范：非法取证与“拼凑式”定罪
胡圣银案的定罪逻辑充斥着对证据规则的系统性破坏。首先，刑讯逼供与威胁取证问题触目惊心：胡圣银自述被戴镣23天、凉水浇灌、连续审讯，多名同案人指控遭遇“威胁认罪”“诱供”甚至以亲属病危相胁迫。根据《刑事诉讼法》第56条，此类取证手段取得的言词证据应坚决排除。
其次，客观证据链条严重断裂。所谓“寻衅滋事”指控中，多名被告人甚至未到过讨薪现场，却在十余年后被强行关联；工程款利息被扭曲为“敲诈勒索”，全然无视民事裁判已确认的债权合法性。这种将民事纠纷“刑事化”的做法，实质是以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严重违背刑法谦抑性原则。
三、“恶势力”标签泛化：扫黑除恶异化为打击工具
本案最令人错愕之处，在于将农民工讨薪行为定性为“恶势力犯罪”。根据两高两部《关于办理恶势力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恶势力需具备“多次实施违法犯罪活动”“造成较为恶劣社会影响”等核心要件。而胡圣银案中，讨薪事件早已被2015年生效刑事判决所评价，二次追诉既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更超出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五年追诉时效。司法机关通过更换罪名（寻衅滋事）、扩大主体（牵连无关人员）、虚构组织特征（拼凑“恶势力”）等手段强行入罪，暴露了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在个别地区被异化为“口袋罪”工具的危机。
四、申诉制度失灵：权利救济通道的梗阻
胡圣银案的申诉历程进一步凸显司法纠错机制的失效。尽管当事人提出非法证据排除申请、提交不在场证明、质疑管辖合法性，但一审至再审程序均未实质回应关键争议。更甚者，在河南高院申诉期间，镇平公安再度以同样罪名抓捕其子胡继松，赤裸裸地展现了“以案维稳”的报复性执法逻辑。这不仅违背《刑事诉讼法》“保障申诉权”的立法本意，更摧毁公众对司法救济的最后期待。
结语
胡圣银案绝非孤例，它折射出权力干预司法、程序正义虚置、维权运动污名化等积弊。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今天，唯有坚守“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真正落实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强化司法权对行政权的制约，才能避免公民在“法律武器”面前沦为“法治代价”。刑辩律师当以专业勇气揭露程序黑箱，用个案推动制度进步——因为每一个冤案的昭雪，都是对中国法治信仰的一次重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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