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2月28日，陈满的父母因为身体原因没能去海南旁听，但二十多年，他们一直没有放弃为儿子申诉，盼儿子回家。图/游豫平
▍来源 潇湘晨报
▍记者 周喜丰
“我没有杀人，也没有放火，我对此一无所知，这是永远也改变不了的事实。”2015年12月29日下午，浙江高院在海口琼山区法院再审开庭陈满案，陈满的最后陈词在法庭内回响。
此时，陈满已度过与社会隔绝的漫漫23年，他的人生也从三十而立步入知天命之年，头发已泛白，腰背已佝偻。而当年为他大声疾呼的辩护人吴家森、林义全、法学家谭兵，如今已告别人世。
再审的庭上，出现了检辩双方难得一见的“和谐”场景：辩护人对陈满案存在的疑点一一剖析，而出庭的检察员也当庭指出，现有证据不能对陈满定罪，应对陈满无罪释放。
不可否认的事实是，陈满案是一起缺乏物证而被定罪的案件，自一审始便遭到辩护方的顽强阻击。物证的丢失与消失，显得轻率与蹊跷。
然而错误一去难返，直到2015年2月10日，最高人民检察院以2015年第1号刑事抗诉书才将此案拉回到了法庭之上。
梳理该案的23年，系统性的护短清晰可见：公安以“没有保存条件，物证被处理掉了”敷衍了事，检法两家一次次驳回申诉，甚至人大也披挂上阵，为此案“盖棺定论”，“疑罪从轻”的判决逻辑贯彻原一、二审之中。
陈满。资料图片
模糊的作案时间
仅剩6分钟，这是“不可能完成的杀人案”
从一审开始至今，律师们的观点就从来没有变过：这是一起“不可能完成的杀人案”。
命案发生在1992年12月25日晚，陈满的四川老乡钟作宽被杀害，凶手纵火逃走。两天后，陈满被视为疑犯被警方抓捕。
这是一起没有目击证人的杀人案。警方在案发后曾调查共计53位证人，得到64份问话或询问笔录，其中只有6人的证言是证明案发前后陈满行踪的。
据一审辩护律师曹铮回忆，这些证言当年成为法庭辩论的焦点。
“公安认定的案发时间是晚上7点多一点，7点45分消防接到火警。但多份证言表明，在案发当晚6点多到9点的多个时间点，陈满一直出现在工友的视线之中，他在宁屯大厦与工友们一起吃饭、看新闻联播，还给几个打麻将的朋友端茶倒水。”曹铮说，辩护方认为证人的证言已能证明陈满没有作案时间。
但控方认为，不同的证言之间，存在一定的空当，律师则从各证人的证言相互对照，分析指出空当不超过20分钟。
就此问题，曹铮当年步测，从宁屯大厦到案发地来回就需要14分钟，“侦查实验是14、16、19分钟可以来回”，以14分钟算，作案时间只剩下6分钟，根据指控的作案过程，在6分钟内，陈满需要完成“进门-寒暄-换衣-持刀杀人-拖尸转移现场-再次更衣-擦血-搬煤气罐纵火”等一系列过程，然后又若无其事地出现在宁屯大厦的工友面前，曹铮认为根本不可能。
对此重大疑问，公检法此后的解释是，各证人记忆、表述模糊，会存在一定的出入。“哪一个模糊？证人表述的时间点都很确定，比如证人提到的新闻联播，每天都是固定的时间。” 曹铮回忆，“我当时就要求证人出庭，控方不吭气了。”
遗憾的是，原审判决书仍然表述称有“三十余名证人的证言”证实陈满犯罪。
“光从证人证言里推断有空当，那是想象，不是证据。”在申诉书中，代理律师易延友将原审法院的判决斥为“指鹿为马”，“判决书援引的证据不仅不能证明陈满实施了犯罪，反而恰恰证明陈满完全没有作案时间。”
在此次再审法庭上，情势已完全不同。记者通过旁听庭审得知，启动再审之后，浙江高院法官找到了当年的三个证人，有证人明确表示，在案发当晚的6点到9点，陈满从来没有离开过宁屯大厦。
消失的22件物证
打扫卫生时，这些“物证都处理了”
警方的“破案经过”表明，当年在命案发生后，警方从被害人身上提取了一张陈满的工作证，这是将犯罪嫌疑指向陈满的关键性证据。
警方认为，陈满杀人后，将自己的工作证放入死者裤子口袋，造成自己已死的假象，以逍遥法外。
然而，这样的逻辑被律师认为是站不住脚的，“如果是为了遮人耳目，那陈满在杀人后应该销声匿迹，可为何他还要接着领着工人干活？”曹铮认为，陈满被抓的地点在宁屯大厦，这表明事发后他依旧在“熟人圈”里活动，而且，陈满曾租住在被害人的住所内大半年，极有可能把工作证丢在房间内，被钟作宽捡起来了。
事后，多名律师在仔细研读陈满案的整套案卷之后，分析认为警方很可能犯了“方向性的错误”，“案卷材料可以反映，当年有其他人的作案嫌疑比陈满要大，但被警方忽略。”
蹊跷的是，这个“工作证”自始至终没有在案卷中出现过，甚至连照片也没有。对于这张消失的工作证，检方也曾在退侦时提出疑问，而警方在补充侦查报告中称，“因我局各单位的协调问题，现场勘查时提取到的陈满放入钟作宽裤袋的工作证遗失，无法附卷，行凶时所着衣服也无法随案移送。”
据勘查笔录记载，当时勘查人员提取的物证有带血衬衫、各种刀具、10多处血痕等。在律师看来，只要充分检验、分析这些物证，至少可以确认凶手是否确为陈满，但是，警方基本没做。
1994年3月23日，在陈满案的一审庭审中，与命案有关的22件物证均未出示，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说明”，“没有保存条件，在全国卫生检查中处理掉了”，通俗地理解，就是：打扫卫生时，这些物证被当做垃圾扔掉了。
公安机关对于这么重要的物证如此轻率处理，这令人匪夷所思。作为刑诉法专家，易延友认为，当年适用的1979年刑诉法规定也很明确，“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对被告人定罪量刑”，所有的证据都要当庭质证，才能作为定案根据，而且本案几乎也没有旁证可予佐证，那就应当视同没有物证，甚至不能排除刻意隐匿证据的可能。
曹铮仍然记得，在一审休庭后，他认为陈满应该无罪释放，找到法院副院长，结果，副院长思量着说：“还是疑案从轻吧。”
1994年11月9日，海口中院一审判决陈满杀人、放火两罪成立，但“根据本案的具体情况”，判处死缓。
传说中的示意图
那张“不标准”的犯罪现场图，一直是个传说
陈满案进入二审后，因其疑难，一拖近三年。
据知情人士透露，1997年6月到9月，海南省人大常委会组织省人大代表评议海南高院工作，陈满案被拿到了参评代表的评议督察会上，之后的评议报告中称，参评代表“紧紧抓住案件的基本事实和基本证据，开展评议和督察，促使一批久拖不决重大案件依法审结”，陈满案“在人大评议督察下画了句号，案犯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
“你说荒唐不荒唐”，曹铮谈起此事，至今气愤难当。以人大代表评议疑难案件，有为陈满案“盖棺定论”之意，而陈满案的二审直到1998年8月26日才开庭审理。
二审开庭前，一个神秘电话引起律师警觉，对方提醒曹铮，将有民警出庭作伪证。打电话的是谁？曹铮现在也不知道。
二审中，检方提交了一份陈满手绘的“犯罪现场示意图”，同时传民警于悦实出庭作证。于当庭表示，这张示意图是他于1993年9月25日起参加对陈满的预审时，“在预审中亲眼见陈满所画”。
检方的意图是，陈满能够画出“现场示意图”，表明他对犯罪现场的熟悉，以证明确系陈满作案。
陈满当庭情绪激动，辩解称这张图是他在海口市公安局大楼上受审时，办案人员画好后“强迫”他画的，形成的时间是1993年1月6日至10日间。
而律师仔细对照，发现这张图原本装订在公安卷第62页，夹在1993年1月9日与10日的审讯笔录之间，其用纸又与预审用纸明显不同。
这与该案负责人曾出具的一份“情况说明”相印证。该负责人称，他是在对陈满做最后一次口供前，画了一张现场平面图，然而“让陈满标上家具摆设的位置”。而陈满的最后一次口供正是1993年1月10日。
法庭上，在律师的追问下，出庭作证的于悦实称自己是1993年8月才调入公安局。“你做假证，要负法律责任。”律师当庭质问，旁听席上骚动起来。在庭后的第三天，辩护人曹铮、林义全便向海南省人民检察院、省高院反映伪证问题，希望调查，但没有下文。
直到2000年2月，最高法在给一位全国人大代表的回函中，答复称“陈满在侦查阶段确曾画过一张犯罪现场示意图，但是，那张图并未附卷，也没有庭审中出示的这张图标准”。但这张“犯罪现场示意图”为何不附卷？至今成谜。
陈满的父母也试图追查那张示意图，要求对示意图的形成时间、用纸等进行鉴定。最高检批转到海南省检察院后，2006年，海南省检察院回复称，没能调到这张图的原件，此后就再无下文。
也就是说，那张“不标准”的示意图，一直是个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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