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叶匡政
▍来源 作者博客
假如聂树斌没有被枪毙，他今天的处境，与电影《肖申克的救赎》的主人公安迪会非常相似。然而，时光和命运的残酷，却不允许我们做这种假设。即使聂树斌无罪，他也不可能像安迪那样，坐在洒满阳光的屋顶上，看同伴喝啤酒，或用高音喇叭偷放莫扎特的音乐。当然，更不可能像安迪那样爬出地道和沟渠，在自由中迎接暴风雨的冲洗，看闪电划过夜空……
或许，正因为没了这种可能，王书金案在拖了8年之后，才被重新审理。庭审内容，也让人倍觉古怪。2005年，王书金就被河南警方抓获，供认杀害了康菊花。让人疑惑的是，1995年此案已被河北高院认定为聂树斌所为。聂树斌被处以极刑。也许因为有了这层利害关系，罪犯的招供一直不被河北检方认可。那么多年过去了，司法部门也没能找到毛发、精液、DNA之类的直接证据，确定此案的真凶。
王书金突然被警方逮捕，事先串供的可能性几近于无。他是河北农民，按他对法律的了解，绝不会想到，多认下一桩杀人罪，反而让他多活了这么久。王书金为何要往自己身上揽罪呢？如他在上诉书中所说，“是不愿意看到因为我的原因而使他人替我承担如此严酷的刑罚，给别人的家庭带来伤害和不幸……是带着一颗悔罪的心来正视这个问题，还事实本来面目，还被冤枉的人清白。”“我做的事情我要自己承担”，这就是王书金的想法。
既然判聂树斌死刑，可以只凭口供，为何到了王书金这里，就无法定罪？目前，河北检方否定王书金供述的理由，也很难站得住脚。一个十多年前的案子，口供细节有误很正常，如果滴水不漏，反而有串供的可能。如果河北检方找不到直接证据否定王书金的供述，或者也找不到王书金提供假口供的证据，即使判决王书金与此案无关，也难以避免公众对“聂树斌案”生出李代桃僵的质疑。
我不禁想起《肖申克的救赎》中的典狱长，那个罪恶、贪婪的小人。他仅仅为了利用安迪为自己洗钱和逃税，就残忍杀害了一个知道安迪冤案真相的年轻人。也正是从那一刻起，安迪才坚定了越狱的念头。从电影中，我们可以看到，平反一件冤案是多么艰难，会有无数神秘的力量，去阻止真相被披露，让正义迟迟不来。因为冤案意味着司法的失职，让司法者自己纠正自己的错误，显然困难重重。
如果说安迪的越狱是对肖申克监狱之罪的救赎，王书金的主动认罪，又何尝不是一种救赎？假如王书金供述属实，这不仅是对自己所犯之罪的救赎，也是对一个无辜死者的救赎，更是对迟来的法律正义的救赎。虽然这是一出遗憾太多的现实悲剧，王书金注定要死，注定要为他犯下的罪孽在死前经受良心的拷问，一直被梦魇缠绕。但他最后对自己罪行的坦白，又给了他救赎自己的机会，至少让人们在罪恶的深渊中，看到了一丝人性之光。没有让别人替他顶罪，或许能给他带来生命的最后平静。从某种角度说，他又何尝不是在与那逝去的亡灵互相取暖？还聂树斌一个清白的名声，给王书金死前的生命，带来一些亮光和安慰。王书金确是罪人，但在生命最后的旅程中，却暂时摆脱了他作为杀人凶手的残忍本性，迷途知返。
即使证明聂树斌是冤屈的，他也无法像安迪那样重获生命与自由了。但如果聂树斌能洗清冤屈的话，至少可以将民众那样从对司法不公的恐惧和质疑中救赎出来。一个在绝望和冤屈中死去的年轻亡灵，逝前感到的是世间的黑暗，不知逝去后，能否感受到一些来自人间的阳光和公正。
《肖申克的救赎》之所以经典，是因为它最终让人们看到了，在法律困境中自由、新生的可能。虽然电影的结尾，是对法律最大的嘲讽。当安迪爬出地道的那一刻，其实是对法律正义的否定，因为他无法证明自己的清白，只能用另一种方式逃向自由。如一位法律人所言，正义从来不会缺席，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但通过何种方式让正义来临，却变得极为重要。
聂树斌无法自己越狱了。但他案件的真相，不仅对王书金和聂家人是一种救赎，对那些可能办错案的司法者、对我们每个人都是一种救赎。我们不可能期望，像安迪那样通过个人的道德和力量，实现救赎。只能寄希望于司法制度本身能有自己的纠错、伸冤机制，只有这样才能让当下的司法制度有公信力。人不是神，总会犯错，但有良知和智慧的人，会通过忏悔和反思，来救赎自己，避免重复犯错。司法体系也是由人组成的，同样不可避免会出现错误，如果不懂得反思与纠错，就极可能导致同样的悲剧重演。不懂得忏悔和救赎的个人，会在罪恶和戾气中迷失自我；不懂得忏悔和救赎的司法制度，则可能在社会埋下祸因，导致公共生活的更大混乱。
法律有它的局限，但对真相和正义的追求，却能救赎一切人的灵魂和他们所犯下的罪。如《肖申克的救赎》的台词所言：“不要忘了这个世界上还有可以穿透一切高墙的东西，它就在我们的内心深处，它们无法达到，也触摸不到，那就是希望。”民众如此关注聂树斌案，只是期望自己不要像安迪那样，只有通过越狱，才能实现救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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