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现行立法并没有将吸毒行为犯罪化处理。但学界有观点认为，为有效打击毒品犯罪，应将吸毒行为作犯罪化处理。笔者认为，对于吸毒者实施的毒品犯罪，在认定犯罪和确定罪名时要慎重，应避免实践中将吸毒行为变相犯罪化的趋向。
首先，吸毒者教唆他人卖给自己毒品、向自己非法提供麻醉药品、精神药品、让他人代运、代购毒品、为自己提供吸毒的场所等，不应作为贩卖毒品罪、非法提供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罪、运输毒品罪、非法持有毒品罪、容留他人吸毒罪等罪的教唆犯处罚。从刑法理论上讲，这属于必要共犯中的片面对向犯。立法者在规定贩卖毒品罪、非法提供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罪、运输毒品罪、非法持有毒品罪、容留他人吸毒罪时，预料到了会存在购买等对向性的参与行为，但考虑到吸毒者本身作为受害者是毒品犯罪(虽然可以认为毒品犯罪是危害公众健康的犯罪，但抽象的公共健康最终必定要还原为具体吸毒者个人的健康法益)保护的对象，而且为吸毒而购买毒品或从事其他相关活动，导致毒品传播、扩散而危害他人健康的可能性不大，因而吸毒者的上述参与行为的违法性和有责性相对较低，属于刑法第十三条规定的“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在吸毒者教唆他人卖给自己毒品时，由于立法者认为吸毒者是被保护的对象，即便唆使他人卖给自己毒品，其对毒品法益的侵害也没有达到值得用刑罚加以处罚的程度。因而，从法益保护主义立场出发，吸毒者的上述教唆行为未侵害毒品犯罪所保护的法益，不构成犯罪是当然的结论。
其次，吸毒者通常应排除在非法持有毒品罪规制的对象之外。首先，刑法中规定有持有枪支罪、持有假币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持有毒品罪等典型的持有型犯罪。在持有型犯罪属于作为还是不作为，抑或是作为和不作为之外的第三种行为上存在争议，但无论如何，理论上广泛认为，持有型犯罪原本是一种堵截性条款、为了减轻检控方的证明负担、严密刑事法网而规定的特殊类型犯罪，其处罚较之于其他类型犯罪处罚为轻。其次，吸毒者通常不会即买即吸，通常都会在好不容易买到时多囤积一点，以备不时之需。其三，毒品虽然也属于违禁品，但不同于枪支、假币的地方在于，枪支本身具有抽象的公共危险，扩散到社会后可能危害公共安全，假币扩散社会后会危及货币的公共信用、危及国家的金融安全，而且使用假币本身就构成犯罪，而毒品扩散到社会后虽也有危及公众健康的危险，但对于不吸毒的人来说根本不会有危险。因此，有证据证明行为人确是为本人吸食而持有的，通常不应作为犯罪处理。
最后，吸毒者为自己吸食而运输、走私、制造毒品的，通常不应作为犯罪处理。实践中虽然存在贩毒者送货上门的情形，但不能排除吸毒者为了消解无法遏制的毒瘾不远万里去购买毒品，而乘火车、转轮船、换汽车“运输”毒品的可能性，但立法者将运输毒品与走私、贩卖、制造毒品并列规定而且设置有死刑的目的，绝不在于评价吸毒者自己为吸毒而携带一定量的毒品，而是在于阻断走私、贩卖、制造毒品犯罪的流通渠道。因此，若有证据证明行为人完全是为了自己吸食的目的而携带、运输一定量毒品的，既不宜作为运输毒品罪处理，也不宜作为非法持有毒品罪处罚。同样，行为人为自己吸食的目的走私一定量毒品的，也不宜作为走私毒品罪处理。
综上，由于吸毒者是毒品犯罪保护的对象，在吸毒者教唆他人实施毒品犯罪时，由于没有侵害毒品犯罪所保护的法益，应作为不可罚的片面的对向犯对待，不构成毒品犯罪的教唆犯。虽然吸毒者为自己吸食而运输、持有、走私、制造少量毒品，也具有毒品扩散后危及公众健康的抽象危险，但没有具体的危险，考虑到吸毒者处于被害人地位的事实和相关毒品犯罪的规范保护目的，不宜将上述行为作为犯罪处理，应与他人实施的情形区别对待。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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