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仲若辛
▍来源 公众号辩护人Defenders
昨天我在微信朋友圈，看到一个同行批评一些来自体制内的律师，只摆花架子，不干真活。他同时表扬了一个同样来自体制内的前检察官现律师，说这个律师踏实低调做事不张扬。其对于某些人营销过度的批评引起我的共鸣，但另一方面，我觉得他表扬的人也并不靠谱。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有个贿赂案件，那个被表扬的律师做一审，我做二审，所以知道一点实情。据被告人说，他是接到一审判决书才知道，那些定罪的证据是多么自相矛盾、不堪一击。我问，一审的时候没看到证据吗？他说，开庭前律师没给他看证据，开庭时又举证太快，证据还涉及很多数字和复杂计算，根本来不及发表实质的质证意见。他说他看了一审判决书，才知道案中的证据很荒唐，让他很气愤，所以连夜写了一个上诉状交给一审律师，让其转交法院。在看守所门口，被告人家属问该律师要一份上诉状复印件，律师告知，上诉状要对家属保密，就没给。这种保密，真是荒唐透顶。
可能这个律师平时为人处世都不错，也如同行表扬的那样低调。但把证据对被告人保密，上诉状对家属保密，这般操作，是要打屁股的，何谈表扬。表扬他的工作的人，也许看到了一些事实，但没看到事实的全部。如此而已。
记得几年前，我到北方的一个城市出差，看到饭桌上的豆包平时很少见到，就拍了发朋友圈，说晚上吃了豆包，大概还说了别把豆包不当干粮之类的玩话。接着就有两个朋友在下面留言，大意是说，太辛苦了，晚上只吃豆包等等。充满关心之意。其实呢，饭桌上还有一桌子菜，只是没拍而已。好在这些误会都是生活小事，没什么伤害，过去了就过去了。其实我们每个人都经常犯这样的错误，包括我自己。
以前自己曾经看到一篇陈西滢批评鲁迅的文章，看到作者那样子说大先生，觉得很诧异。今天长假在家休息，索性检出原文①，且抄录几段供大家品玩：
“鲁迅先生一下笔就想构陷人家的罪状。他不是减，就是加，不是断章取义，便捏造些事实。”
“他没有一篇文章里不放几枝冷箭，但是他自己常常的说人‘放冷箭’并且说‘放冷箭’是卑劣的行为。”
“他常常‘散布流言’和‘捏造事实’，如上面举出的几个例，但是他自己又常常的骂人‘散布流言’，‘捏造事实’，而且承认那样是‘下流’。”
“他常常挖苦别人家抄袭。有一个学生抄了沫若的几句诗，他老先生骂得刻骨镂心的痛快。可是他自己的《中国小说史略》却就是根据日本人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里面的‘小说’部分。其实拿人家的著述做你自己的蓝本，本可以原谅，只要你在书中有那样的声明，可是鲁迅先生就没有那样的声明。在我们看来，你自己做了不正当的事也就罢了，何苦再去挖苦一个可怜的学生，可是他还尽量的把人家刻薄。‘窃钩者诛，窃国者侯’，本是自古已有的道理。”
说实在的，当时我看了这样的文字，虽是诧异，但信与不信，真都没有凭据。尤其是《中国小说史略》涉嫌抄袭一说，在我心里一直是一个悬案。
后来看到鲁迅对于此案的解释，尤其是见了方家对《中国小说史略》的评价，此案才算告破。当然，所谓的“告破”，乃是于我自己而言。其实真相早就在那里，只是我自己不知道而已。正如钱锺书先生说的房间里的猫，其实它本已在那里，只是因为它叫了一声，你才知道它在那里。
对于抄袭一说，鲁迅本人是当时就已澄清了的。陈西滢的批评文章，发表于一九二六年一月三十日的《晨报副刊》。鲁迅于一九二六年二月一日，也就是时隔一天，即作《不是信》②，予以回应：
“盐谷氏的书，确是我的参考书之一，我的《小说史略》二十八篇的第二篇，是根据它的，还有《论红楼梦》的几点和一张‘贾氏系图’，也是根据它的，但不过是大意，次序和意见就很不同。其他二十六篇，我都有独立的准备，证据是和他的所说还时常相反。”
七天后的二月八日，《不是信》在《语丝》周刊刊出。十年后的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鲁迅在其《且介亭杂文二集》的后记③中，对抄袭一说再做解释，且抄录如下：
“在《中国小说史略》日译本的序文里，我声明了我的高兴，但还有一种原因却未曾说出，是经十年之久，我竟报复了我个人的私仇。当一九二六年时，陈源即陈西滢教授，曾在北京公开对于我的人身攻击，说我的这一部著作，是窃取盐谷温教授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里面的‘小说’一部分的；《闲话》里的所谓‘整大本的剽窃’，指的也是我。现在盐谷教授的书早有中译，我的也有了日译，两国的读者，有目共见，有谁指出我的‘剽窃’来呢？呜呼，‘男盗女娼’，是人间大可耻事，我负了十年‘剽窃’的恶名，现在总算可以卸下，并且将‘谎狗’的旗子，回敬自称‘正人君子’的陈源教授，倘他无法洗刷，就只好插着生活，一直带进坟墓里去了。”
鲁迅愤怒之情，溢于纸面。
陈西滢是鲁迅的论敌，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需要注意的是，刊载陈西滢文的是《晨报副刊》，而徐志摩是《晨报副刊》的主编。陈西滢和徐志摩是什么关系？鲁迅于一九二六年三月八日，即写《不是信》两个月之后，在《语丝》周刊发表《无花的蔷薇》④，将二人关系挑明。现抄录文中第7、第8部分如下：
“志摩先生曰：‘我很少夸人的。但西滢就他学法郎士的文章说，我敢说，已经当得起一句天津话：‘有根’了。而且‘像西滢这样，在我看来，才当得起‘学者’的名词。’（《晨副》一四二三）
“西滢教授曰：‘中国的新文学运动，方在萌芽，可是稍有贡献的人，如胡适之，徐志摩，郭沫若，郁达夫，丁西林，周氏兄弟都是曾经研究过他国文学的人。尤其是志摩他非但在思想方面，就是在体制方面，他的诗及散文，都已经有一种中国文学里从来不曾有过的风格。’（《现代》六三）
“虽然抄得很麻烦，但中国现今‘有根’的‘学者’和‘尤其’的思想家及文人，总算已经互相选出了。
“志摩先生曰：‘鲁迅先生的作品，说来大不敬得很，我拜读过很少，就只《呐喊》集里两三篇小说，以及新近因为有人尊他是中国的尼采他的《热风》集里的几页。他平常零星的东西，我即使看也白看，没有看进去或是没有看懂。’（《晨副》一四三三）
“西滢教授曰：‘鲁迅先生一下笔就构陷人家的罪状。……可是他的文章，我看过了就放进了应该去的地方——说句体己话，我觉得它们就不应该从那里出来——手边却没有。’（同上）
“虽然抄得麻烦，但我总算已经被中国现在‘有根’的‘学者’和‘尤其’的思想家及文人协力踏倒了。”
以上这几段文字，把徐志摩、陈西滢之间的，互相吹捧且一致对外的关系，说得再透彻不过了。所以，关于《中国小说史略》的抄袭一说，我们不能被志摩、西滢遮住了眼，不妨多听他家之言。若那时有微信朋友圈，其实归纳起来是以下这个样子的：
胡适：在小说史料方面我自己也颇有一点贡献，但最大的成绩自然是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这是一部开山的创作，搜集甚勤，取材甚精，析别也甚谨严，可以替我们研究文学史的人节省无数的精力。
郭沫若：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和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毫无疑问，是中国文艺史研究上的双璧，不仅是拓荒的工作，前无古人，而且是权威的成就，一直领导着百万的后学。
蔡元培：著述最谨严，徒非中国小说史。
冯至：这门课名义上是《中国小说史略》，实际上是对历史的观察，对社会的批判。
郑振铎：我在上海研究中国小说完全像盲人骑瞎马，乱闯乱摸，他的《中国小说史略》的出版，减少了许多我在暗中摸索之苦。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奠定了中国小说研究的基础。
钱玄同：“此书条理明晰，论断精当，虽编成在距今十多年以前，但至今还没有第二部比他更好的（或与他同样好的）中国小说史出现。他著此书时所见之材料不逮后来马隅卿（廉）及孙子书（楷弟）两君所见者十分之一，且为一两年中随编随印之讲义，而能做得如此之好，实可佩服。”
【日】增田涉⑤：受此书（《中国小说史略》）刺激或启发，不断出现中国小说史的新发现和新研究，原著在中国小说研究上可称为是划时代的。
鲁迅早已作古，时光来到移动互联时代。“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尽信朋友圈，则认知就停在了朋友圈。王安石诗云：“飞来山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共勉。
二〇二一年四月四日于扬子江畔。
注释：
①《西滢致志摩》，载1926年1月30日《晨报副刊》，见《徐志摩全集》第三卷，第347-349页，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
②《不是信》最初发表于1926年2月8日《语丝》周刊第六十五期，见《鲁迅全集》，第三卷，第24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11月第1版。
③同上，第六卷，第465页。
④同上，第三卷，第273-274页。
⑤增田涉（1903年10月12日－1977年3月10日），日本中国文学研究者，鲁迅学生，《中国小说史略》日本语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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