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华盛顿，最高法院
▍文 王安琪
▍来源 公众号辩护人Defe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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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律师向法官的流动，在西方早有成熟的先例，这段时间引发法律人热议的“中办选拔办法”，是近代以来向西方学习狂潮的又一践行。虽不谈国事，不过关于这一制度在西方的实际运行倒是可以拿来小谈一下，着重论观察而少做评价。
美国当然没有严密的公务员制度，并且作为一个两百多年来严格执行三权分立这样建国精神的国家，司法系统保持着表面上看起来可贵的独立。法学院学生毕业后，不需要面对法官、检察官、律师这三条法律从业路线的人生抉择，取得律师执照之后，其职业生涯大多从律师开始。
有的律师受雇于私域执业律所，未来的法官很多都从这个群体中产生。有的受雇于政府，在公域执业，老老实实跟政府签订固定期限的合同，本质上仍是律师。后者中一部分就职于地区检察官办公室（District Attorney’s Office），一部分担任公设辩护人(Public Defender)。
以私域执业律师来说，能最终成为法官的，大多已经是表现优秀事业有成的律师。美国劳动部数据表明，2015年法官的年薪中位数为$126,930，而律师的年薪中位数则为$141,920。不过这种单纯的数字比较还不能完全说明问题，因为律师年薪数据来源既包括顶级的法律大鳄，也包括初入行的新人，而能成为法官的已经是律师行业里表现出色、收入也较高的那一批人。因此整体来说，做法官的收入是普遍低于当初做律师的收入。
为什么要成为法官？
法官的社会地位高，不仅只是说说而已。其影响力能抵达很多领域和层面，也并非用于谋利或谋取便宜，至少在普通大众能够接触得到也看得到的领域，政府运作是相对公正透明和无差别对待的，少有权力运作的空间。大众对法官社会地位予以的认可和提升，是真正出于对这个职业的尊重和敬畏。而同样的，法官作为高素质的法律人，对其权力的范畴和使用，也有清醒的认识，并能公正的行使。两者相互作用，共同往好的方向发展。
我在做州法院法官的实习生期间，对此就有深刻的感受。法官也是律师出身，是六七十年代为数不多的考进法学院的女性之一，充满智慧和进取心。本人来自军火商家族，刚刚换了一辆新的奔驰两门小跑车，哪天结束得早，就开着跑车找自己的珠宝商定制珠宝去了。相当一部分法官大概也并不太在乎薪水待遇，否则做律师岂不更有前景。所以大众很放心让有钱人去做法官和政客，不太担心他们会因金钱恩惠而被攻陷。
法学院的学生很多都很熟悉这位法官，通过旁听庭审或做实习生等经历，得以亲身感受她的人格魅力，首先就对这位法官做出了高度评价，并且学生之间也会就法官的评价互相交流。法官的影响力已经到达法学院的教育阶段，并随着学生毕业后往各个领域的延伸，其权威也随之渗透。
在法庭上，法官的权威也毋庸置疑。美国的庭审程序往往耗时而繁琐，一个案件多会经历数次开庭，每次开庭往往只是确定一些程序上的问题，这些小型的听证会被放到一个法庭日程（docket）里，法官开庭时集中就每个案件做出决定，因此每次开庭都会有很多当事人及相关人员出席。大众得以频繁得接触到法官，不失为一个树立法律和法官权威的好机会。
我所在的庭出现的当事人有相当一部分来自社会较低层次，有次刚休庭时一对夫妻争吵起来，丈夫的巴掌马上就要落下来，被法官及时喊停并当场予以极其严厉和毫不留情的斥责，并声明如果违背的话会当即以藐视法庭罪将他逮捕。法官的如此反应一来是因为该行为违背了公序良俗，更是因为在法庭做出这种行为是对法律权威的践踏。前一秒还目露凶光的人，在被呵斥之后立马变得老老实实，半句话都不敢再支吾。法官手里有权力，可以立即变现，但又知道界限在哪而使用得当，容易使人信服。
为什么要让老练的律师去做法官？
与审判长带代理审判员言传身教的师徒模式不同，美国法律在社会上应用广泛，一旦产生争议大都倾向于诉讼解决，在大量案件面前是需要司法效率的，因此法官需要拿过来就能用。而另一方面，立国之初的保障人民民主自由的精神贯穿整个国家的始终。由资深的律师居中裁判，他们不仅熟知人情世故，作为整个社会的精英阶层，读过书，懂道理，对社会的运转和政治制度的完善都有洞察，因此对公平正义有着突破表层的更深入的理解，从而能够力图去维护一个精英群体所理解的公平正义。
在做实习生期间，我得以旁听了大量的刑事案件庭审。事关人的生命和自由，因此刑事法庭的气氛要格外严肃。民事程序中陪审团是当事人可以选择的；而刑事程序中，陪审团是法定的，是宪法为保障人的生命和自由而赋予的权利。事实问题由陪审团决定，而程序问题则由法官决定，如某个证据是否可以引入。美国的证据法已经形成一套成熟而完善的体系，何种证据可以引入何种证据不能采纳，都有着复杂而严格的规定。某个关键证据的介入，很多时候将左右着案件的走向。是否能及时提出反对(objection），由对方律师决定；而究竟是同意(sustain)还是不同意(overrule)，则取决于法官的判断。他的决定必须是谨慎的，因为这可能最终关乎被告的生命和自由。他的决定也必须是符合程序法的，因为这是他身为法官的职责。一个老练的律师，尤其是长期接触诉讼程序的律师，曾以游戏参与者的身份玩转程序，熟谙个中之道，更容易做出妥善的裁决。
法官也并不仅只是需要作出裁决，工作内容也伴随着大量的裁判文书的写作。审级越高，文书的分量也越重。一些精彩和重要的判例，除了对当时的社会和政治格局产生重大影响，也会入选法学院教材，这些形形色色仍有约束力的判决或被推翻的判决，都为未来的律师们构建着一个个资深法律人关于社会和政治的理想，体现着他们的政治主张。这一点在宪法和行政法判例上，表现的尤为明显，很多精彩的判例洋洋洒洒，充满激情，法官也是整个大的政治体制下积极的参与者。法律人通过判决和司法的力量，根据自己的政治信仰，或扩大或限制政府的权力。这样大的司法权力，唯有交到深富法律智慧和政治智慧的人手上，才能保证立国精神传承百年。
法官的选举和任命？
法官大多由律师中产生，一小部分来自法学界学者，后者的来源在美国最高法院似乎表现得更广泛些。每个州因各自为政，产生方式不尽相同，但主要有两种：委派和选举。要启动这个程序，律师先从主动填写申请开始，或者由参议员等政客提名。委派取决于上级法官的认可，而选举则取决于律师是否受公众喜爱和信任。而无论由委派还是选举产生，任期届满后能否继续留任，仍然由公众投票决定。所以临近选举期时，律所外的草坪上常常能看到法官为自己拉票的小牌子。
民主的两难之处在于：既要保持司法独立，又要照顾大众情绪。各州基于不同的考虑，对此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一部分州在法官的选举上坚持贯彻了政治色彩极强的方式，即以党派为标签，而相当一部分民众对自己归属的党派确实有着很高的忠诚度。超过半数的州则已经隐去了党派标签等政治色彩，以使民众相信司法不过度受政治因素的影响，为民众树立对司法独立和公正的信心。
较低审级的法官大多有一定的任期，到了联邦法院如巡回法院以至最高法院一级，法官由总统任命，任期一般是终身的。如此一来，终身法官有了来自制度的安全感，外来政治力量对他造成的影响也小了很多。
回到本文开始的地方，多数的法官产生自私域执业律师群体，包括民事律师和刑事律师，检察官却相对较少的成为法官。形成这种局面背后的因素之一，是在大量刑事诉讼中，检察官为了力证被告罪名之成立，似乎已经产生了某种偏见而难以从中立的角度去衡量公平的尺度。非常有趣的一点是，现任的八位最高法院大法官（Scalia大法官刚刚去世，基于政治博弈还未产生继任者）之中，倒是有半数是检察官出身。
批评的声音？
同几乎任何制度一样，批判永远存在，有人的地方就永远有质疑和不信任。对于美国的法官制度，批判的角度大多来自对其公正性的质疑。在这个党派分明政客活跃的政治体制下，或者说任何一个政治制度下，政治影响力对公平正义的冲击，或许永远无法衡量。而一个新的外来的制度，能否扎根于中国的土壤，又能否产生所期望的积极的影响，当世的人或许无法看清。功过是非，总要留给后世评说了。
王安琪
wanganqi@celg.cn
美国德克萨斯州律师，J.D.
浙江京衡（宁波）律师事务所
王安琪，J.D.，美国德克萨斯州律师。毕业于The University of Tulsa College of Law，并取得法律博士学位。本科毕业于华东政法大学，2010届优秀毕业生。以执业律师身份在美国从事法律工作，现加入浙江京衡（宁波）律师事务所，主要业务方向为国际贸易、涉外法律事务和公司法律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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