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许晔
▍来源 观察者网
对于民间金融的从业者和投资者而言，2015年跌宕起伏得像是过山车。在经历了上半年膨胀式的发展后，这个行业迅速衰退萎缩。
2015年5月，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政委高峰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坦言：“非法集资在全国每个省市，甚至几乎每个县都有发生。”
这些名目繁多的民间集资席卷了中国的各个阶层，从城市的白领到内陆的农民，贩卖的产品五花八门--稀有金属、商品房、电影、山羊、小麦种子，甚至虚拟货币。涉险金额通常从百千万到上亿，而通过互联网突破地域限制的非法集资，金额甚至高达上百亿。
对于普通农民，卷入非法集资意味着全家财富的消失，本文提到的娄东村老人魏水根甚至因此失去儿子、赔上性命。
人性贪婪，不足以解释这种遍地开花式的危机爆发。观察家们大多将之归因于整体经济形势的衰颓和行业监管的缺失。
北京大学金融法研究中心教授彭冰曾对媒体称，自1993年起，非法集资现象在中国每隔四五年爆发一次危机，虽然打击更严，但形势越来越严峻，花样也随之翻新、升级，目前正处于新一轮爆发周期。
他俩就是银行
在娄东村，老魏兄弟俩就是银行。
2015年7月是“存款单”到期的日子，两三家村民开始找老魏要钱。一向在村里颇具威望的老魏却让他们缓上一段时间，说现在没钱。
娄东村位于河南禹州市的东南部，从城里坐乡村巴士，不到一个小时就能抵达，烟叶和红薯是当地最主要的经济作物。这里和其他北方农村别无二致。空气里弥漫着化肥的气味，临着马路的房子墙上用硕大的字体写着广告：猪种、苹果、饲料。
老魏今年60多岁，初中文化，在义务教育普及前的上一辈里，他算是村里“有学问的人”。老魏在村里开了家超市，还帮忙经销村里人的红薯粉条，“卖粉条都找他卖。他在这西边住着，威信特高。”
近些年，娄东村里出了些大学生，还曾有过考上北大的“神童”，但村里大部分家庭不怎么重视教育。很多年轻人在完成初中教育后，就会背井离乡出去打工，留下逐渐年迈的父母在家种地、带孩子。
“农村对学习啥的，不重视。年轻人都出去打工，就留下老婆婆在家带孩子。像我一样，我那个孙子，一年级的题，（我）有的都看不懂，你别说上了初中的时候。”
这个村子不大，三四百户人，兜兜绕绕都能互相扯点亲缘关系。赵文明家离老魏家不远，出门右转，往前走上一小截路，就是老魏家的超市。赵文明称老魏叫“哥”，在他的印象里，老魏中等个头，有些胖，见人总是笑眯眯的。赵文明全家的积蓄也存在老魏那里，老魏给了他这些花花绿绿的“存款单”，加起来一共13万。
从很久之前，村里人就开始把钱存在老魏这儿了。赵文明说不上具体时间，只记得从上个世纪70、80年代开始，老魏兄弟俩成了农村合作信用社和邮政储蓄的代办员。
村里没有银行网点，上城里存钱成了一件既麻烦又危险的事情。“那几年截路的可多，你去了，多少（钱都）给你夺跑了，俺闺女都（被）夺两回包了。”赵文明留着一张存折，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他的积蓄就全部交给了老魏。
自2006年，中国银监会下发文件对全国农村信用社代办站进行清理。即便娄东村的两个代办点都已经被撤销，村里人还是习惯性地把钱存在老魏那儿。“大家都相信他搁那放着不碍事，乡里乡亲的，特放心。”
除却爱抽40多块一包高级烟、存不下来什么钱的年轻人，几乎全村人的积蓄都在这两位原代办员手中。“老婆婆们抓一点钱，三百五百的，也都存在他那里。”
从2012年起，在老魏那儿存钱拿回来的就不是存折了，而是绿色的“借款单”，分别是三家借款公司：昊冉生态养殖公司，爱国商贸有限公司，港源商贸有限公司。老魏向村里人承诺，借款给这三家公司月息能达10%，而当时的银行利息只有3%。
7月20号之后，老魏拿不出钱的消息传遍了整个村子。一两百号人天天围着老魏的家，找他要钱。赵文明也去问了，他当时没有盖新房子，也没有着急用钱。按照前几年的惯例，他通常是不过问的，单子到期之后，会连本带息在老魏那儿继续存上一年。
娄东村的村民不知道什么叫做“庞氏骗局”，在半年后，醒悟过来的人们终于看清了骗局的本来面目：“7月份的时候还没几家，就是两三家问他要钱的，他说现在没钱，有钱就给你了，他其实就是等着存户往那存着了，他再给之前要钱的。这一弄一叫唤，都到7月20号后了，都叫唤开了，也没人往他那存了。”
直到出事之后，村里才有人去三家借款的公司看过。其中一家养殖场位于城北的山里，离娄东村七八十里地，养着一两千只羊。养殖场的员工说，这些羊每只市价3000元左右，可以卖给他们作为还款。
娄东村的村民说，这些羊拉到集市上也不过几百块一只的价格，“他那是啥羊，值不值得三千，你给俺三千块钱一只，俺把羊弄回去弄啥。俺这是拿回家当宝贝。”
2015年8月，娄东村的村民选择报警。老魏被抓，另一个原代办员逃走。据村民自己的统计，两人在娄东村总共吸收了七百多万存款。
“一天中遭70%资金挤兑出逃”
在过去的一年里，娄东村的故事在全国上演，从城市农村到互联网。
几乎所有非法集资的故事都是相似的模式--缺乏金融知识的普通投资者，将信任寄托于熟人关系、经济学者和媒体的公信力，被远高于银行利息的高额利润诱惑吸引，投入全部家当。
他们大多没有研究过借款公司的信息，只是在骗局被揭露后，才后知后觉那是些空壳公司。这些骗局也不新鲜，大多是用后入场者的本金偿还先入场者的本金和利息，如果没有发生挤兑导致资金断链，这种“拆东墙补西墙”的把戏可以一直继续下去。
由于缺乏监管主体，造成行业准入门槛低，大量非法集资骗局改头换面，加入这场跑马圈地的混乱战场。北京大学金融法研究中心教授彭冰曾对媒体称，自1993年起，非法集资现象在中国每隔四五年爆发一次危机，虽然打击更严，但形势越来越严峻，花样也随之翻新、升级，目前正处于新一轮爆发周期。
网络的存在打破了原先地域限制，金额和涉及人数都在成倍的增长，“P2P跑路潮”时常见诸报端。娄东村的七百万，在涉案金额高达400亿的网络金融大案面前，着实只算个零头。
在网络信贷疯狂扩张的那段时期，行业里流传着小米创始人雷军的“名言”：“站在风口上，猪都能飞。”根据网贷之家的最新数据，截止2016年1月，全国P2P平台从2010年的10家暴增至3917家。
一位前P2P平台CEO对那段“野蛮生长期”记忆深刻。“我记得上线第一天的时候，我们狠了下心，说放100万项目上去吧，争取一个礼拜卖完，结果上线不到5分钟就被抢光了，连我们自己都目瞪口呆。”
他们的平台在2014年1月上线，而在此之前，整个行业已经经历了连续3年的4倍增长。
在当时传遍网络的一篇互联网金融创业者自白的文章中，他如此写道：“每日发标时间前半个小时，成千上万的用户开始不断F5刷新页面，希望能在从发售到抢购完毕的几十秒钟时间窗口内，能幸运的买到。
甚至有一个平台，曾经发生过最后一毫秒同时涌入资金过多，硬生生把程序设定的总额挤爆了几十万的诡异事件。
为了处理每天积压的几百万至几千万用户闲置资金(充了值但抢不到产品)，网站不得不开发出各种奇奇怪怪的资金排队系统或者摇号系统，以减少用户抱怨，客服每天都得接到几十个投诉电话，怒气冲冲的用户在咆哮：‘我都抢了二十几天了，为什么还买不到！’”
然而危机来得如此迅速。12月的e租宝事件成为整个P2P行业的转折点，导致了整个行业的挤兑风波。这场恶性事件让投资者们对平台脆弱的信任感受到极大冲击，恐慌在蔓延，人们开始从各个平台撤资，2015年12月的行业交易额骤降100亿元。行业内甚至开始规避“P2P”的提法，与负面频发的非法集资平台划分界限。
“首先，P2P本质上都是在经营次级资产，一旦整个经济出现问题，风险首先传导到的就是这些抗风险能力最低的次级资产，出现大规模呆坏账和流动性问题。
第二，在2015年8月前的时间内，整个行业的主基调就是跑马圈地，大家注重规模而不注重质量，导致很多风险积累，正好赶上经济下行、负面事件频发带来的挤兑，就出问题了。”
上述前CEO说：“几乎全行业都收到这次寒潮非常大的冲击，目前这个行业的倒闭率大约30%，是一个非常高的数字，我听说过一个平台在一天中遭遇70%资金挤兑出逃的案例。”
2015年6月，在危机初现端倪的时候，他选择离开。“我感到这个行业有可能要出问题，因为太热了，在中国一个最基本的经济规律是，任何一个新兴行业或者商业模式经历了过热后，一定会出问题，所以我个人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决定，就是从这个行业套现退出，当时有很多人觉得很可惜，觉得我放弃了一个很好的机会，但到今天来看，很多人又觉得这个决定是对的。”
非法集资案后的村庄
魏水根今年50岁，在骑着电瓶车去城里要账的第二天，农历八月初三，他去世了。“他说给他娘端着饭送饭，他娘都九十多，从他家端那个稀饭。正说给他娘送饭呢，突然就死了。”
赵文明是和他一起去郑州打工盖房子的工友，在他的印象里，魏水根身体确实有些毛病，但也没什么大碍。“成天干活，还成天打球呢。要是他身体不行，也不可能自己骑电瓶车去城里。”
“一跺脚一想几十万，气死了。”一个村民说。魏水根在老魏那儿存了四十万，除了他自己的钱，还有女儿和其他亲戚的。
娄东村口有栋建了一半的房子，只用砖石和木头搭了框架，门前堆放着沙石和砖头。它暂时被荒废了，空洞洞的屋子里只有孤零零的几根木头、砂石和一张贴在木板上的毛泽东画像。这是一位村民为儿子准备的结婚新房。在这个娶媳妇至少要花上30万，户均收入只有2-3万的村子里，卷入非法集资意味着全家财富的消失，和一场被无限期推迟的婚礼。
老魏的儿子宣布和父亲断绝关系，把超市改了名，移到了自己妻子的名下。“他说这个家业不是他爹的，是他媳妇的。”村里人见面，总归觉得有些尴尬。“我们农村里互相都认识，打个比方，我没钱了，以前去那个超市拿包烟他还给，给你记个账，现在什么也拿不出来了。”
非法集资案带来的后果不仅是家庭财富的消失，更会对家庭乃至社会产生巨大冲击。一位资深监管层曾在接受《财新》杂志采访时称，所有的非法集资实际上都有兜售国家信用的嫌疑，“有国家信用在，大家就不会自己判断风险，等着政府埋单。”而非法集资案之后的处置资产、清退资金，耗时漫长，结果大多也不是那么尽如人意。
三家借款公司的人曾经开着车进村，拿出一大叠文件让娄东村的村民签署，要求撤诉。愤怒的村民扣下了这两辆车。1月27日凌晨2点，村里突然响起犬吠声，一辆车被偷走了。“这样的场景，只在我儿时村里贼人入村时才会遇到的，没想到在所谓为的社会安定的今天重新发生。”村里的年轻人在微博中写道。
村民们卸了第二辆车的轮子。2月1日晚，车还是被偷走了，村里的狗安安静静的，一夜没什么动静。他们报了警，但因为车不是村民的财产，警察没有立案。“车都没了四个轱辘，我们把它卸了，就那样他也把它偷走了。”
案发半年后，对娄东村的人们而言，事情没有多少进展，投进去的钱要不回来，能作为资产抵押的两辆车也不见了。一种无法发泄的愤怒情绪在村子里蔓延。“我们去找市政府，市政府让我们去信访办，信访办让我们去经侦队。一级推一级。”从城里回家过年的年轻人开始给村里人出主意：老人们去政府部门上访，带着录像设备，录下来发在网上。
在如今民间金融的投资者群体中，这种情绪相当普遍。曾为这些融资公司站台的经济学家和媒体，也成了投资者怒火溅射的对象。通常来说，这对投资者们讨回资金几乎毫无帮助，但投资者们普遍的诉求是“讨个说法”。
2015年12月12日，《货币战争》作者宋鸿兵在太原的一次演讲中，遭到了数百名泛亚投资者的围堵。在一片混乱中，宋鸿兵的上衣被撕破，并当场写下道歉书。
无论是栽进哪一家融资骗局，投资者们分享的信息几乎完全一致：他们怀疑骗局中存在严重的腐败行为，他们要求国家对这些骗局进行彻查，追回本金。他们把拿回存款的希望寄托于远在北京的中央。娄东村的人们同样如此。
凛冬已至，人们还不知道春天何时会到来，从业者并没有做出乐观的预测：“风险和整体经济的景气程度是非常正相关的，因此我认为寒冬还会继续一段时间，今年寒潮还会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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