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刑事审判参考》 总第26集

一、基本案情

驻马店市检察院以被告人犯故意杀人罪，向法院提起公诉。

法院经审理查明：

货主焦伟生支付运费400元让被告人和付品豪于1993年9月9日晚，开车从驻马店至泌阳县城给其运送化肥15吨。货运到后，焦伟生以少11袋化肥为由要求朱晓志、付晶豪以运费抵偿损失，朱、付不同意，双方为此争执不下。后朱、付二人趁焦伟生去找人卸化肥之机，由朱晓志驾车逃跑，被给焦伟生看门市部的易万峰发现。易即随后追赶并冲到车前意欲拦车。由于当时雨下得很大，朱晓志在发现不及时和紧急刹车失灵的情况下，将易万峰撞死，朱、付逃逸。

1993年9月10日5时20分，死者易万峰的哥哥易万伦到泌阳县交警队报案，公安机关决定立案。1999年3月24日泌阳县公安局将朱晓志刑事拘留。

法院经公开审理后认为，被告人为摆脱运输纠纷，违反《道路交通管理条例》“必须遵守右侧通行”的规定，驾车从路的左侧行驶，撞死突然冲到车前拦车的易万峰。朱晓志在明知可能发生了“事故”的情况下，为逃避责任而逃逸，致使事故责任无法查明，根据国务院《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二十条“当事人逃逸，使交通事故责任无法认定的，应当负全部责任”的规定，朱晓志应负事故的全部责任。公诉机关指控朱晓志犯故意杀人罪证据不足，起诉指控的罪名不能成立，不予支持。被告人的交通肇事行为发生在1993年9月10日，根据《刑法》第12条的规定，应适用当时的法律追究其刑事责任。依照79刑法第76条、第77条和第78条、第133条和1987年8月21日《两高关于严格依法处理道路交通肇事案件的通知》第一条第（一）、（三）项的规定，对朱晓志具体肇事行为的追诉时效应为五年。由于公安机关刑事拘留朱晓志的时间是1999年3月24日，距其交通肇事之日已超过五年，期间又没有对其采取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等任何一种强制措施，因此，不应再追究其刑事责任。依照《刑事诉讼法》第15条第（二）项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76条第（八）项的规定，裁定本案终止审理。

二、主要问题

1．超过79刑法规定的追诉时效但根据新刑法又应当追诉的应如何处理?

2．犯罪超过追诉时效的，在诉讼程序上应如何处理?

三、裁判理由

（一）犯罪行为发生在新刑法实施以前且超过79刑法规定的追诉时效的，不应追究刑事责任

本案公诉机关以被告人犯故意杀人罪提起公诉，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就本案现有的证据而言，认定被告人故意（放任）驾车撞死被害人易万峰的证据不足，现有的证据仅能证实朱晓志的行为可以构成交通肇事罪。这一点在审理中没有异议。由于朱晓志的交通肇事行为发生在新刑法实施之前，根据新刑法第12条的规定，对其应按照当时的法律来追究刑事责任。因此，对朱晓志交通肇事后逃逸的行为，要追究刑事责任也只能适用79刑法第113条和1987年8月21日《两高关于严格依法处理道路交通肇事案件的通知》第一条第（一）、（三）项规定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的法定刑幅度，而不能适用新刑法规定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的有期徒刑”的法定刑幅度。这一点在审理中亦无异议。朱晓志交通肇事的行为，依照79刑法第76条、第77条和第78条的规定，已经超过追诉时效，但根据新刑法第四章第八节的规定，却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那么，对本案被告人的交通肇事行为，要不要追究刑事责任呢?对此审理中存在争议。有一种意见主张，根据新刑法第12条“如果当时的法律认为是犯罪的，依照本法总则第四章第八节的规定应当追诉的，按照当时的法律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对朱晓志的行为应当追究其刑事责任。理由是：该条规定已十分明确，即根据79刑法的规定认为是犯罪的，并且按照新刑法总则第四章第八节的规定，应当追诉的，依照79刑法追究刑事责任。朱晓志的行为按照79刑法的有关规定，已构成交通肇事罪，依照新刑法总则第四章第八节尤其是第88条“在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立案侦查后，逃避侦查的，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的规定，公安机关在朱晓志肇事当日已经立案侦查，因此，对朱晓志的追诉不受旧刑法5年追诉期限的限制，只是在量刑时适用79刑法的法定刑幅度而已。新刑法第12条上述规定的本质就在于说明对追诉时效应适用新刑法，而排除旧刑法追诉时效的适用。我们认为这种意见是错误的。理由如下：首先，刑法第12条规定的所谓“按当时的法律追究刑事责任”，理解上当然既应包括适用当时法律的定罪量刑规定，也应包括适用当时法律关于追诉时效的规定，不能把当时法律关于追诉时效的规定排除在适用之外。其次，在有关追诉时效的规定方面，79刑法与新刑法虽基本相同，但在追诉时效延长的规定上有两点显著区别：一是79刑法规定不受追诉期限限制的起始时间为司法机关“采取强制措施后”，而新刑法则对此修改为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二是新刑法增加了“被害人在追诉期限内提出控告，公、检、法机关应当立案而不予立案的，不受追诉期限限制”的规定。两相比较，新刑法有关追诉时效的规定较79刑法对被告人更严更重。关于追诉时效是否也适用从旧兼从轻原则，最高人民法院1997年9月25日通过的《关于适用刑法时间效力规定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已有明确规定。该条规定“对于行为人1997年9月30日以前实施的犯罪行为，在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立案侦查或者在法院受理案件以后，行为人逃避侦查或者审判，超过追诉期限或者被害人在追诉期限内提出控告，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立案而不予立案，超过追诉期限的，是否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适用修订前的刑法第77条的规定”。该条规定的精神，就是明确地确立关于追诉时效也应适用从旧兼从轻原则。第三，以本案为例，假如朱晓志的行为发生在1992年5月，公安机关于1997年9月立案并对其采取了强制措施，根据1979年刑法显然超过追诉时效，不应追究其刑事责任。这一点应该没有什么异议。但是同样的行为，假如公安机关于1997年10月以后才对其立案，根据上述观点，却又要追究刑事责任，这无论如何也是无法自圆其说的。因此，我们说《解释》第一条所确立的追诉时效同样适用从旧兼从轻原则是正确的、不容置疑的，也是符合立法精神和刑法基本原理的。就本案而言，被告人的交通肇事行为，已超过79刑法规定的追诉时效，不应当再追究其刑事责任。

（二）犯罪行为超过追诉时效的，在诉讼程序上应如何处理

对于犯罪行为超过追诉期限但是已经进入刑事诉讼程序的案件，根据79刑事诉讼法第11条的规定，应当撤销案件，或者不起诉，或者宣告无罪。具体来说，在侦查阶段由进行侦查的检察机关或者公安机关撤销案件；在审查起诉阶段由检察机关作出不起诉决定；案件经法院受理后的，应当宣告无罪。对此，79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终止审理的处理方式。这种对于在审判环节仅采取宣告无罪一种处理方式的规定，是不尽科学的，也与刑事诉讼理论相悖。犯罪超过追诉时效，不予追究刑事责任，其实质是刑事诉讼中的一个程序问题。这里所说的“犯罪”，准确地应说是一种犯罪嫌疑，因为行为人尚未经过人民法院审判，还处于是否有罪的不确定状态，由于行为人的行为已超过追诉时效，无论其是有罪还是无罪，都不再予以追究。不再予以追究是指诉讼程序不再继续往下进行，并不是说该行为就不构成犯罪。因此，超过追诉时效的情形，无论出现在刑事诉讼的哪一个阶段，都应当由正在负责追究的司法机关终止诉讼程序，不再往下一个诉讼阶段移送。由于人民法院是刑事诉讼的最后一个环节，因此，终止诉讼程序的方式只能是终止审理，而不是宣告无罪。宣告无罪是人民法院通过审理后，认为被告人无罪或者不能证明被告人有罪而作出的实体判决，它解决的不是诉讼程序上的问题，而是被告人是否有罪的实体问题。因此，用这种实体判决的方式来解决非实体的程序问题，显然是不合适的。同时，在行为人的行为已构成犯罪，只是由于已经超过追诉时效而不再予以追究的，如果宣告被告人无罪，否定其行为的犯罪性质，在法理上也难以讲通，且与公安、检察机关撤销案件、不起诉的程序性处理方式不协调。对于1979年刑事诉讼法的这一缺陷，1994年3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刑事案件程序的具体规定》第127条作出了补充规定，增加了裁定终止审理的处理方式。对此问题，1996年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亦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追究刑事责任，已经追究的，应当撤销案件，或者不起诉，或者终止审理，或者宣告无罪。……（二）犯罪已超过追诉时效期限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七十六条第（八）项进一步明确规定，对于案件审理中发现或出现犯罪已超过追诉时效期限的，应裁定终止审理。由于诉讼法不存在溯及力问题，人民法院审理案件应适用现行的刑事诉讼法来处理程序上的问题。因此，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本案审理时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及其相应的司法解释的规定，裁定终止审理本案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