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他，是一个罪犯，却不在监狱服刑；他，在看守所服刑，却可以享受特殊待遇；他，跨省辗转多个看守所，促成嫌犯承认“罪行”；他，因突破大案而获减刑，服刑身份却讳莫如深。他，既是河南鹤壁马廷新灭门冤案的证人，更是浙江张氏叔侄强奸杀人冤案的唯一证人。他，就是袁连芳；他的职业叫——狱侦耳目。
因贩卖淫秽出版物而获刑的袁连芳，在入狱后成为了警方的线人，并被指两次参与伪造证据。袁因此“立功”减刑，却致无辜者入狱。
用入狱的犯人作为线人，已是国内刑事侦查中公开的秘密。其行动如何纳入有效的法律监管？是否会有滥用的可能？袁连芳的故事或可镜鉴。
▍记者 刘长
▍来源 南方周末2011-12-09
▍整理 公众号辩护人
袁连芳已过早地衰老了。年初的一场中风，让49岁的他几乎丧失咀嚼能力。一碗馄饨，需要他人喂入口中，袁仰起脖子，让馄饨顺着食道滑落。
2001年至今的10年间，袁连芳的特殊身份从未示人——直到两起他参与作证的命案，相继遭遇被告人喊冤，公众才开始审视两起案件中的诸多巧合：袁在服刑期间，先后现身浙江、河南的看守所，均以同监犯人的身份促成他人作有罪供述，并在侦查或审查起诉阶段做出证人证言，且屡次获得减刑。
袁的身份，正是警方通称的“特情”，即警方线人。而袁这类在看守所内的特情，官方表述称之为“狱侦耳目”。南方周末记者调查了解到，袁连芳的多次现身，不过是中国狱内侦查制度中的寻常一幕，如杭州市司法界一位厅级官员所言：“（袁连芳的）调用是有依据的，是公安的侦查手段。”
看守所内的狱侦耳目，一般分两类：一类了解人犯动态，主要用于防止各类事故的发生，保证监所安全，名为“控制耳目”；一类配合预审，主要用于突破重大案件或疑难案件，名为“专案耳目”。袁连芳正属于后者。
按照法律规定，余刑在一年以上的罪犯，都必须移送监狱服刑，但因为“任务在身”，袁连芳在杭州市拱墅看守所呆了三年半。图为杭州市拱墅看守所。 （南方周末记者 刘长/图）
获刑
在成为锅炉工、副站长和碟片摊贩之后，袁连芳在高墙之内，成为警方的耳目。
袁连芳，杭州人，1962年生。其父母均为杭州普通工人，育有袁连芳等兄弟五人，其中袁连芳排行老五，由其姑姑带大。
关于袁连芳的学历，有初中、高中、大专等不同说法。南方周末记者从其家属处了解到比较一致的一点是：袁“脑子很灵”、读书很多。
走出学校后，袁曾在杭州市下城区商业局下辖的国企——杭州武林浴室公司工作，起先是做烧锅炉的工人，后来成为公司的骨干成员，负责管理电器。后，袁一度担任下城区某粮油站的副站长，此为其一生最辉煌的时期。据其家人透露，袁任职副站长时，恰逢袁母逝世，“很排场，花圈都摆了很多”。
袁连芳的一位不愿透露身份的亲属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袁早年曾与一医院护士结婚，后因对方是知识分子家庭，对袁不甚满意，二人遂离婚。后袁与家住杭州武林路附近的莫某相识，二人组成家庭，一起生活近10年，但一直未正式登记结婚。
经历上述多次身份转换后，袁连芳成为一个生意人。1999年，他与女友莫某在杭州市湖墅南路的电子市场租下摊位，开始经营电子器材。经营仅一年多，2001年1月12日，警方接到举报，从二人的摊位、仓库及住处共搜出碟片3600余张。后经警方鉴定，其中有3474张为淫秽碟片，均由袁、莫二人从浙江义乌购得，尚未售出。
袁、莫二人随即因涉嫌贩卖淫秽物品牟利罪，被刑事拘留，1个月后被正式批捕。法庭上，律师为袁做了罪轻辩护，提出袁的贩卖淫秽碟片行为属未遂，应减轻处罚。同年5月，拱墅区法院正式对该案作出判决：袁与女友莫某均被判刑6年。
在成为锅炉工、副站长和碟片摊贩之后，袁连芳意外地进入高墙之内，随即获得一个全新的身份。
户籍照片上的袁连芳
留所
利用“狱侦耳目”侦破刑事案件，是政法系统内部认可的做法。
长征桥，位于杭州市北郊，横贯南北的京杭大运河，在此拐了一个弯，然后向东南流入杭州市区。运河西侧这片伸入水中的半岛地带，曾经坐落着杭州市拱墅区看守所。如今，这里已被新的商业楼盘取代，旧貌无迹可寻。
官方资料显示，自2001年1月13日被刑拘，到2004年9月12日刑满释放，44个月时间里，袁连芳都羁押在此。拱墅区看守所工作人员还记得袁的模样：“络腮胡子、眼睛细细的”，唯独对袁在看守所内的特殊身份讳莫如深。
按照法律规定，余刑在一年以上的罪犯，都必须移送监狱服刑。但1987年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的联合通知，留下了一个口子：个别余刑在一年以上的罪犯，因侦破重大疑难案件需要，或者极个别罪行轻微又确有监视死刑犯、重大案犯需要，暂时留作耳目的，可以留所服刑。
“3年以上刑期的人留所服刑，只有一种可能，就是留作耳目。”杭州市检方人士向本报记者分析，袁连芳的刑期是6年，留在拱墅区看守所服刑，必然是以“狱侦耳目”的形式留所。而成为狱侦耳目后，袁连芳的身份需由看守所上报上级公安、检察部门审批，并对袁建立专门档案管理。
浙江省政法系统2006年的会议纪要显示，利用“狱侦耳目”侦破刑事案件，已是政法系统内部认可的做法。该纪要规定，狱侦耳目必须有一定文化素质和社会阅历、有较好的心理素质和口头表达能力、知晓或初通国家的有关法律法规等。
袁连芳的一位家属向南方周末记者证实，袁的口才很好，“能给你从天说到地、从外说到内”。据他介绍， 2001年5月，法院判决之后，袁连芳表示愿意以“线人”的身份留所服刑，希望家人能帮忙找找关系。“可能是他自己跟看守所关系也搞得蛮好，外面再帮他说一下，就可以留在看守所坐牢。”判决生效后，袁连芳经过亲友在狱外的疏通，最终获准留所。
一般认为，在看守所服刑，会比在监狱服刑略为自由，居住和伙食条件相对较好，亲友探视也较为容易，故很多刑期较轻的罪犯在判决之后，多希望能争取留所。不过，袁连芳提出留所服刑的真实动机，外界仍无从得知。
可以确定的是，杭州市中级法院判决执行的回执单显示：袁连芳的同案犯莫某被送往“七监”（女子监狱）服刑；而属于袁连芳的那份文书，送往何处服刑一栏上，却空无一字，仅盖有“拱墅区看守所”的两个红章——印章上还被划了三道黑杠。
号长
袁连芳是号房里唯一用有柄牙刷的人。他所有吃的东西、洗漱用品、香烟，“都是有人拿过来的，待遇什么的也都不缺”。
现有材料中袁连芳首次“执行任务”，已是其进入看守所2年之后，地点为距杭州1040公里外的河南鹤壁——淇水在此汇入卫河，然后向东，与自杭州北来的京杭运河在山东临清交汇。
2002年5月30日夜，鹤壁发生一起灭门血案。由于案情重大，经逐级上报，该案成为公安部督办案件，公安部多次派出测谎专家、足迹鉴定专家，参与侦破。同年底，鹤壁农民马廷新被怀疑制造了该起血案，遂被刑拘，并被投入鹤壁市第一看守所。但50天过去，警方仍未掌握其作案的确凿证据。
2003年2月4日，马廷新被转到看守所内的1号监室，号里已有四个人，其中一位是监室的“号长”——袁连芳。两天前，袁已提前抵达这里，等待着马廷新的到来。
据马廷新回忆，袁连芳是杭州人，自称是某工厂厂长，因经济犯罪入狱。马入监后，号长袁连芳主动提出跟他谈谈，说：“我跟公安局、检察院认识人，有关系。”“公安局说了，只要你招了，就不再找你家里人的事了。”
马廷新发现，号长袁连芳是号房里唯一用有柄牙刷的人——从安全考虑，看守所嫌犯用的都是特制无柄牙刷，以防自杀和伤人。此外，袁所有吃的东西、洗漱用品、香烟，“都是有人拿过来的，待遇什么的都不缺”。
南方周末记者多方了解到，“狱侦耳目”能够获得一定的特情经费，并可以因表现积极或立功而减刑。1996年公安部和财政部制定的《看守所经费开支范围和管理办法的规定》透露：看守所狱侦耳目和预审办案等所需要的费用，均在公安业务费中列支。
“所有的供述，都是他（袁连芳）写好，让我背，背不出来不准睡觉、吃饭。”经历了警方的刑讯和号长在号房内的反复“教导”，23天后，马廷新写出了长达5页的《主动坦白交代材料自首书》，承认了“犯罪事实”。可堪玩味的是，这份材料，是由马先交给袁连芳，再由袁上交给警方。
马廷新“交待”之后，4月8日，袁连芳离开鹤壁。多年后，鹤壁市鹤山区检察院出具材料称，对鹤壁市看守所2003年至2004年的羁押人员档案进行“多次查阅”，“均查无此人”。
现有关于袁连芳此次北行两个月的唯一记录，是一份拱墅区公安分局刑侦大队2003年4月出具的证明，称：袁连芳涉嫌经济犯罪，因案情复杂，出于“排除干扰”的考虑，羁押于鹤壁，后仍押回杭州。
当年5月，杭州中院首次裁定袁连芳减刑：一次性减刑一年半。因司法材料未公开，此次减刑原因不明。
作证
同监室犯人袁连芳指控张辉的“证言”，是被告人张辉的供述之外，唯一直指张辉杀人的证言。
袁连芳回到杭州后1个多月，古运河边的拱墅区看守所，迎来了新的犯罪嫌疑人：杭州西湖区新发生一起强奸杀人案，安徽人张辉被怀疑涉案，随即被杭州市西湖区公安分局刑事拘留。
据张辉自述，被抓后，他被连续审讯了5天5夜，后于2003年5月30日送往看守所。蹊跷的是，张未送往案发地的西湖区看守所，而是来到了袁连芳所在的拱墅区看守所。
根据杭州市政法界人士介绍，杭州区域内的9处监狱、13个看守所和3个劳教所中，拱墅区看守所的狱内侦查工作一直先进，“在全浙江也很有名”。拱墅区看守所内，类似袁连芳的办案耳目，最多时有五六个人。
张辉日后在申诉材料里回忆称：被关押于拱墅区看守所的28天里，他在15号房。这里的“号长”，是一个40多岁的中年男子。
据律师转述张辉的描绘：一进号房里，就有人问他是犯何事进来的，张辉不答，对方准确报出了张辉涉嫌的罪名，并多次问他“有没有做过”，张否认，遭到对方毒打。“边打边说，你这个案子我都知道你是怎么做的，你开车到哪儿，在哪儿调的头，怎么抛尸的……都说得很清楚。”
直到开庭前，张辉也不知道这位“号长”的名字，但很快，他也在拱墅区看守所内写出了一份交待材料，叙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随后，张辉被换押至杭州市看守所。
这并非袁连芳和张辉的唯一交集。资料显示：2004年4月12日，袁连芳还在看守所内接受过杭州市中级法院工作人员的询问，袁连芳表示，自己曾与张辉关在同一号房，并曾主动问起张辉关于其案子的事情，张辉则曾私底下向他承认，确实犯下强奸杀人罪。
9天之后，杭州中院一审判决张辉死刑。袁连芳的上述证言，是被告人供述之外，唯一直指张辉杀人的证言。
同年8月，杭州中院再次裁定袁连芳减刑，并称：袁在服刑期间，认罪服法，认真遵守监规……服从分配，不怕苦不怕累，积极完成生产任务，多次调派“外地”协助公安机关“工作”，完成任务成绩显著，故予以减刑10个月。
晚年
看守所在监舍里安排“耳目”，以获取破案线索和维护看守所秩序，这些“拐棍”和“耳目”，容易形成牢头狱霸。
2004年9月12日，袁连芳刑满释放，就此告别看守所。一年之后，拱墅区看守所因城市建设和看守所本身场地狭小，搬迁至5公里外的杭州市渡驾路81号，运河边的旧址被推土机夷为平地，新的住宅小区随之拔地而起。
出狱后的袁连芳，与女友莫某断绝了来往，并卖掉了入狱前二人置办的房产，偿还了债务，一个人租房生活，与亲属也绝少往来——部分亲属甚至连袁的租住地都不清楚。
在鹤壁，马廷新案被鹤壁中院和河南高院两级法院多次作出无罪判决。2008年3月，被羁押5年多的农民马廷新，终于被无罪释放，随后拿到了首笔2万元的国家赔偿。
在杭州，张辉在被同监室犯人袁连芳指证后，先后被杭州中院和浙江高院判处死刑、死缓。随后于2008年被押往新疆农二师库尔勒监狱服刑。在狱中，张辉坚称自己无罪，并在服刑至今的7年间，申诉不断。
2011年春节后，袁连芳因高血压中风，一度不能进食和讲话，被几个打麻将的朋友送往医院，住院治疗长达一个半月。其住院所在的杭州市第二人民医院，也在京杭大运河边，与他昔日服刑的地方隔河相望。
对于狱侦耳目滥用的后果，法学界早有警惕。2009年，中国犯罪学会副秘书长、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顺安在谈及看守所问题时，曾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看守所在监舍里安排“耳目”，以获取破案线索和维护看守所秩序，但由于公安机关强调高效率的侦审合一，往往会滥用“耳目”，这些“拐棍”和“耳目”，均容易形成牢头狱霸。袁连芳的案例可与上述印证：无论在鹤壁市第一看守所内与马廷新同监，还是在拱墅区看守所内与张辉同监，袁连芳均是“大哥”、“号长”，并参与促成嫌犯承认“罪行”。
2011年3月份，昔日的“号长”袁连芳出院。虽恢复说话，但语调已较常人缓慢，行动亦只能靠拄着拐杖慢行。同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进行初次审议，该草案中关于侦查机关“秘密侦查”适用的相关条款，引发舆论的强烈质疑，至今余波未了。
与此同时，47岁的河南人马廷新，带着刑讯逼供留下的伤痕，继续留在鹤壁乡间务农。35岁的安徽人张辉则在新疆的监狱里继续申诉着，记录显示，他余下的刑期为：15年零5个月。
（文章部分资料参考自：王亮《狱内侦查实务》、龙学群《新时期狱内侦查问题研究》、袁誉斌《狱内耳目制度探究》、王武良《狱侦狱控之技能》）
延伸阅读
必须彻底反思“狱侦耳目”制度
▍文 沈彬
▍来源 东方早报
一个叫袁连芳的男人至少在两个看守所里，参与了两场冤案的定罪，这险些让三人丧命。
2001年，袁因贩卖淫秽制品牟利罪，在杭州被判刑6年，但他却没有依法进监狱服刑，反而一直呆在看守所里。2003年春节后，他被关押到了千里之外的河南省鹤壁市看守所，与当时鹤壁市下辖的浚县发生的一起灭门血案嫌疑人马廷新同监。按马被无罪释放之后的说法，自己是在不堪折磨后，听从了袁连芳的“诱导”，才同意“自首”的。那份自首材料也是出自袁连芳的手笔。马廷新自供：“我说不是我杀的人，我不知道怎么写。他（袁连芳）就给我写。”马廷新每次提审回来，说过哪句话，这位狱中“大哥”都了如指掌。
2004年4月，袁又现身杭州市拱墅区看守所，与张辉同号。当时，张高平、张辉叔侄两人正是一起奸杀案的犯罪嫌疑人，而警方根本没有掌握任何物证痕迹，相反，据鉴定显示，女受害者的指甲中的陌生人DNA并不属于这对叔侄。一进监室，袁就多次问张辉“有没有做过”，张否认后便遭到了袁的毒打。此案一审有罪判决中的26条证据几乎都是事发前后的间接旁证，只有袁连芳作证称：张辉在看守所里自称曾奸杀过一名女子。
万幸的是，张氏叔侄在服刑近10年之后，于今年3月26日被浙江高院宣判无罪。袁连芳则因“多次调派"外地"协助公安机关"工作"”获得减刑，第一次减刑1年半，第二次减刑10个月，早在2004年9月就已出狱。
至此，一个陌生的词汇：“狱侦耳目”，出现在公众面前。其实，早在1991年《公安部、财政部关于印发〈公安业务费开支范围和管理办法的规定〉的通知》中就明确规定有特情耳目费，包括：特情、耳目（含狱侦耳目）为我进行工作时所需的交际、职业掩护、交通、奖励和其他活动费。“狱侦耳目”这一制度在看守所里被广泛用于深挖余罪。
从理念上说，23年前制定的《看守所条例》已严重落后于时代，其侧重于揭露和打击犯罪、深挖余罪的职能，却忽略了人权保障的职能，导致“狱侦耳目”被滥用，成为冤案、腐败的温床。比如，2007年，江西省余江县警察郑佩信曾接受请托，让犯罪嫌疑人王某充当另一起案件的“狱侦耳目”，伪造立功表现，以达到枉法“捞人”的目的，最终他自己因此锒铛入狱。
再比如，2008年浙江3名检察院领导专文谈过“狱侦耳目”侦查的技巧，有苦肉计法、亲情感染法、权威助谈法等等，具体的做法有：侦查员将耳目设定为牢中的“龙头老大”，嫌疑人为求被保护，便会对“老大”主动贴靠，从而做出供述……虽然，司法机关打击犯罪的初衷没错，但这种预设“老大”的狱侦手段，与纵容牢头狱霸又有什么区别？
再回到本案中，浙江省高院改判了张氏叔侄无罪，并且实事求是地称：侦查机关违法使用狱侦耳目袁连芳采用暴力、威胁等方法参与案件侦查，获取张辉有罪供述，同时又以袁连芳的证言作为证据，直接导致了这起冤案。司法侦查权、审讯权力，本是神圣的公权力，只能由司法机关行使，并且还必须受到《刑事诉讼法》的严格限制，如此才能保障公民不受冤枉。
而让袁连芳这样的“狱侦耳目”，直接参与诱供，乃至作为牢头狱霸刑讯逼供，就是让罪犯去执法。这些人为自己的立功减刑，无所不用其极，袁连芳在两案中逼供、作伪证就是明证。
袁连芳一个人就参与制造了两起冤案，差点害死三条人命，这样的“狱侦耳目”制度难道不应该废弃吗？
退一步说，即使在目前《看守所条例》未能修订，狱内侦查对于打击犯罪、维护治安确有一定作用的情形下，“狱侦耳目”也应受到严格限制和规范，只能用于替警方收集信息、掌握嫌疑人的情况，而不能用于诱供、逼供。公权力尚应被关进制度的笼子，何况“狱侦耳目”呢？
对“狱侦耳目”制度是时候彻底反思，也是时候当机立断了。
编者注：2008年4月，河南农民马廷新灭门案被宣告无罪；2013年3月，张氏叔侄强奸杀人案被宣告无罪。
| 上一篇： 【法治笑话】CCTV • 无懈可击——聂海芬 |
| 下一篇： 灭门血案五年四审 无罪辩护狼烟四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