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郎咸平 ▍来源 东方知行博客
随着反腐风暴愈演愈烈，我们发现了一个很特殊的现象，就是反腐总是从“大老虎”身边的秘书、情人、家人入手，顺藤摸瓜抓出一连串贪腐人员。
我们要如何防范这种贪腐窝案呢？我先引用习近平主席过去发表的文章：“不能认为‘机关牌子大、领导靠山硬，而有所依仗、有恃无恐，更不允许滥用领导和办公室的名义谋取个人私利。”坦白讲，取消专职秘书非常的艰难。以四川为例，2003年四川省政府就下发了通知，要求取消市县级领导的专职秘书。那么根据统计，四川省政府花了半年时间大概取消了2000多个专职秘书。可是两年之后的2005年，四川省委办公厅又再发通知，再次要求取消市县级领导的专职秘书。这是什么意思？隔了一两年之后，这个所谓的“专职秘书过多”的现象又死灰复燃，各级领导对专职秘书的依赖可以说是重得你无法想象。
为什么很多领导离不开专职秘书？为什么这些专职秘书成了腐败窝案的重灾区？这绝对不是秘书个人道德修养的问题，而是领导本身的权力有外溢的原因。很多人想接近领导不得其门而入，那怎么办呢？就想办法找领导的秘书，而秘书就可以在其中透过领导权力的外溢谋取个人私利；或者帮助领导寻求私利，这也是有可能的。
所以各位请看，秘书的问题归根到底是领导的问题，是因为领导的权力过大且没有约束所导致的。除此之外，领导的权力过大且毫无约束，还会让他身边的其他人有谋取私利的筹码，比如他的家人，甚至情人。2007年，中纪委副书记干以胜指出，“落马贪官当中有95%都有情人”，这种比例高得吓死人。那么干以胜还说：“反腐败是一个系统工程，如何铲除贪官的情人，则是这个系统工程中的一个重要工程。既然情人盯住的是权力，所以就要对掌权者进行严格的限制，凡是喜欢玩女人的官员不管他有多能干，应该一律从权力岗位上除名。”
各位发现没有，专职秘书也好，情人也好，他们的存在并牵涉经济案件，都是因为领导的权力。所以，我们要解释专职秘书、情人频繁陷入经济腐败案的问题，归根结底是要讨论他们赖以生存的领导，以及领导手中的权力。那么领导的权力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我们在这里探讨一下中国的权力结构。我以省一级政府为例。省长之下，有七八个副省长协助省长推动、行使行政权，他们分管不同的领域，比如科技、教育、土地、水利、交通等。为了处理政务，每个省政府还配备了一个省政府办公厅，里面有一个秘书长和七个副秘书长，每一个副秘书长对应一个副省长，这些秘书长就负责为每个领导安排每一天的日程，工作也非常繁忙。整个省政府办公厅的规模一般在170人左右，而一个省级政府直属的行政人员大概有4600多人。以广东为例，省政府在编人员4600人，分属于不同的46个厅（局），分别被八个副省长管辖。
省长和副省长如何管理各个厅（局）级单位？首先，是由上而下的财权。一个局的局长想推动业务，必须在得到分管副省长的批示之后，才能拿到应有的经费推动业务。其次，人事升迁权。副省长可以在平时处理财权，但是省长拥有人事升迁权。省长怎样管下面的局呢？你会发现几乎所有省长都要分管审计和监察这两个部门，其实是对下属各个部门的监督权。
另外，省府之下有很多地级市，每一个地级市的行政结构和省一级是一模一样的。有一个正厅级的市长，还有七八个副市长，每一个副市长也分管几个局；地级市政府也有一个政府办公室，也是一个秘书长加上七八个副秘书长。所以，市级领导也是透过财权和人事升迁权控制底下的几个局。每一个地级市，又控制五六个县。
县，作为中国基层的政府部门和市、省有所不同。县里面，副县长的权力要小很多，基本没有财政审批权，很多时候只是起协调作用。所以县长的权力非常大，也可能是这些人里面最忙的。我们跟踪调研了一个县。在57天（3月1日到4月26日）里面，这位县长一共主持召开各种会议17次，走访调研10次，赴外省招商引资3次，出席项目开工仪式3次，接待群众来访2次，陪同上级、企业调研考察2次，督导检查工作2次。各位请注意，这57天去掉周六、周日一共才40个工作日。这还不算县长在办公室处理的各种日常审批、阅读红头文件等工作。而且我相信这不是个案，全中国基本都是这样。
所以我们的地方政府从省一级到县一级都是透过由上而下的财权、人事升迁权，严密管控每一个行政单位，形成一个金字塔形状，这就是“权力金字塔”。这种结构最大的优点是什么？强而有力的执行力。有没有缺点？有！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
我举个例子，一个人想要办事情，他就想直接找省长、市长、县长解决，因为“权力金字塔”是自上而下管控的。但是他找省长本人、市长本人、县长本人一点都不方便，接近他们太难了，怎么办呢？当然接近他们身边的人，比如专职秘书。这就是为什么习近平主席提出要取消专职秘书这样一个提案。
总结中国政府的权力结构可以看出，因为政府一把手的权力巨大，又可以通过政府结构链条紧紧锁住每一个人。所以上一级领导决定下一级政府有没有经费搞建设，决定下一级官员能不能升迁。而我们的权力结构又没有相配套的完善的监管体系，导致不仅是官员权力巨大，连他们身边的人都能透过权力外溢分享权力，形成腐败窝案。因此，取消专职秘书与否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规范官员的权力。
（本文节选自郎咸平新书《郎咸平说：中国经济的旧制度与新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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