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有西 • 内蒙冤案平反难在何处

来源： 腾讯博客     作者: 陈有西     更新时间： 2014-11-21   

陈有西：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宪法与人权委员会副主任，京衡律师事务所主任，中国人民大学律师学院教授。

今天(2014年11月20日)上午8点30分，为儿子呼格吉勒图喊冤上访了9年的李三仁、尚爱云夫妇，终于迎来了内蒙古高级法院的《再审决定书》。立案一庭庭长暴巴图法官，将再审决定送达到他们的手中。这成了这两年浙江两起七人关押十多年的杀人冤案、福建审理了八年的念斌投毒杀人冤案、安徽亳州重审六年的兴邦公司死刑改判29人释放出狱后，又一件全国关注的大事件。暴巴图法官表示，内蒙古高级法院是在前期认真复查的基础上，作出的这份再审决定。并称法院一定会按国家法律办事，按国家法律程序公正司法。其含义很清楚，本案的冤杀经过前期已经审查和书面审理，才正式提起了再审。可以判断，这个案件的再审改判宣告会很快。

湖北京山的佘祥林杀妻案，佘坐了十几年牢，被杀的妻子居然回来了。于是全国媒体大哗，一时成了典型冤案。当地公、检、法又捅了个大漏子。后来又有了赵作海的杀人冤案的曝光，全国百姓终于慢慢知道，在中国死刑冤案都有这么多冤枉的，慢慢相信原来公安破案宣告并不都是对的，抓起来、判了死刑的，不一定都是真正的罪犯。这些案件，都是后果极其严重，才引起全国关注。一般的冤假错案，根本没有人去关注。群众也慢慢理解了一些律师无罪辩护的案件，并不是律师没有立场，唯利是图，为坏人说话，而是真正在帮助把守着人命关。象这些案件，律师多数当年就是作的无罪辩护，浙江两个案件全部是无罪辩护。但是公安、检察、法院都不采信。相反当时还很反感，认为律师是没有立场，为罪犯开脱，干扰了“严打”斗争。

为什么这类案件，都要到真凶抓获、死人回家，才能够平反昭雪?假如没有这样铁证如山的证据出现，这样的冤案能否被平反?被发现?可以负责地说，在中国当前的司法制度下，这个机率是零。这个答案有点寒心，但这个答案不会错。

刑事案件其实还是法院审判质量最好的一块。因为刑事审判马虎不得。它的好多证据都是物证，象血液，象精斑、象指纹，象尸体，象凶器，都很难伪造，也很难任意解释。因此，刑事法官不好当。出现一个硬证据，你再掩盖也掩盖不了。

正因为如此，法院对刑事案件都是高度重视的。象湖北佘祥林、河北赵作海、浙江叔侄强奸案和抢劫出租车杀人案，高级法院实际上都把好了死刑关，才没有把这些“杀人犯”判死刑。但高级法院这样认识，为什么县法院和中级法院仍要将佘祥林判15年?浙江冤案为什么要将五位杀死两个出租司机“罪犯”判成死缓和无期?因为杀死两人如果是真的，五人中判两个死刑是必须的。当时中级法院判了三个死刑立即执行。高级法院改判三个死缓一个无期一个长刑，一个不杀。为什么?是因为当时就明知是冤案。怕杀错了，以后一旦发现真凶，自己责任跑不了。那么明知是冤枉的，怎么能让五个人一辈子坐牢?这有非常复杂的原因。除了“死者”家属大闹法院、公安的压力外，“有罪推定”、“刑讯逼供”、“口供定案”、“集体负责性懈怠”，都是主要原因。

在原先的“专政”和阶级斗争思维下，一个人一旦抓起来，他就是阶级敌人，就是专政对象，就是罪犯。保护这样的人，阶级立场到哪里去了?为杀人犯说话，你这个律师还不是为了钱?实际上，姑息刑讯逼供，重视口供定案、搞疑罪从轻、甚至疑罪从有，在我国几十年的法院刑事审判中，其实一直存在。没有暴露出来的问题比这要多得多，严重得多。只是其他的冤案，没有死人复活、真凶出来这样的铁证，根本不可能让错案如此毫无保留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让媒体这样穷追猛打，让专家这样评头品足。

冤案为什么平反难?因为在口供定案的审判方式中，没有发生过的事实，变成了有模有样有细节的口供，唯一的方式只有刑讯和指供、诱供、引导、串供吻合，屈打成招。甚至隐瞒关键无罪证据，假造定案证据。也就是说，这样的案件一旦暴露，第一道公权力环节，恰恰是罪魁祸首。而这些人的行为，是职务行为，单位行为、集体负责行为。一旦盖了大印，就不是某一个人的事,而是这个机关的事。办案的人、审批的人、参加的人、签字的人，都要一起担责任。到了检察批捕、起诉，他有审查和监督的责任，他没有把好关，批捕了，诉过去了，他也有责任。而且不是一个人责任，批捕处长、分管检察长、公诉人、起诉处长、检察长也有责任;到了法院，主审人有责任、合议庭成员有责任、庭长有责任、审判委员会全体成员各庭庭长都有责任、院长有责任。再到二审，法院、检察都有同样一群人有责任。这个案件如果是政法委、检察委员会、党委参加讨论过、同意过的，他们也有责任。因此，平反一个冤案，涉及的机关不下十个，涉及的有司法权的实权人士，不下四五十个。有的当年的办错案的刑讯逼供警察，已经提拔成局长、政委，主审法官，已经是提拔成庭长、院长。集体负责，能够防止错案;而错案一旦形成，则特别难以平反。因为牵涉面、后果影响面都太大了。还有一个就是公权力的威信、“党的威信”问题。集体负责把很多个人罪恶，都转嫁到了“党和政府”头上。长期一党执政，让这种历史包袱越背越重。为一个被告的冤杀，要损害这样一大片机关和有权人士的声誉，执政党的声誉，于是干脆不提起复查。牺牲个体，保护大家。有时复查了，为了掩盖前面的错案，不惜再制造新的错案，维持原判。一错到底，大家安全。这就是围绕冤案的一种博弈，往往以在押人、和冤死人的失败告终。

刑事案件这样，民事、商事、行政案件的错案就更严重。因为这类案件的证据，民事案件法律关系的复杂，大多数都可以有多种理解，法官诡辩、解释起来，得心应手。法院对理解不同的错误判决，从来就不会认为是错案。有的民事法官，于是就肆无忌惮。这类案件的错案社会上也不会引起轩然大波。因为谁说你的民法、合同法、知识产权法理解的观点，就是对的?凭什么法院一定要接受你的观点?有的全国权威的民法专家论证过的案件，年青的法官偏就要判他输。甚至还得意地说：“专家有什么了不起?他的专家论证意见，我看也不会看，我照样把它当废纸!”根本无法有刑事证据这样的确定性，不可能有死人回家这样的没有歧义的铁证。因此，民事、商事、行政案件这一块的错案，纠正起来，比刑事案件要难上一百倍。

最高法院一位负责人曾对记者说：错案是无法避免的，是否司法不公，应该从最后纠正的结果看。司法队伍的素质要提高，目前的司法制度要改革，要努力使司法公正得到实现。我们期望中国的司法改革从理念上和实践上都有更快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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