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仁文，湖南隆回人。法学博士(中国政法大学)，经济学博士后(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博士后(北京大学)。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员、刑法室主任、博士生导师。曾任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英国牛津大学、德国马普外国与国际刑法研究所访问学者，并任国际刑事法院检察长办公室法律顾问。已出版学术专著《刑法的结构与视野》等八部，学术随笔集《法律的灯绳》等四部，主编《刑法学的新发展》等五部，主持翻译《死刑的全球考察》等七部。在《法学研究》、《中国法学》等中外学术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在《读书》、《财经》、《南方周末》等发表散文、评论和各类随笔若干。
本文节选自刘仁文《死刑的温度》一书。十余年来，刘仁文教授持续关注死刑问题。本书收入了作者历年来死刑研究的心得与洞见，围绕世界死刑废除的趋势、中国死刑改革的历史与进展、死刑核准权、执行方式、相关制度的建设以及震撼人心的死刑案例，深入探讨了减少乃至废除死刑在中国的梦想与现实。书中提出了许多具有可操作性和前瞻性的主张，字里行间，处处体现着学术的人文关怀，流露出朴素、厚重的情怀。
宽恕，或者宽容，对于国家来说，是一种“政治上的睿智”。一部人类社会的历史，总的来说就是国家不断走向宽容的历史。
康德把宽容看成是人类“永久的和平”的保证，而考夫曼(Arthur Kaufmann)更指出：“宽容在今日世界，乃至于明日世界是一个人类的命运问题甚至存活问题。”
南非的图图大主教写过一本著名的小册子：《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No Future without Forgiveness)，讲述了他担任南非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主席期间，如何引领南非人民在揭露昔日种族歧视暴行的同时，又与那些愿意忏悔者达成和解的经过。今天我们都知道正是这场疗救祖国的运动挽救了新南非，但看过该书，才知道和解是多么的不易。不要说受害人克制“复仇心切”的心理需要做多少工作，就是加害人要作出真诚忏悔又谈何容易。在那旷日持久的和解过程中，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成员们充当的不仅是“洗碗机”，更是“吸尘器”，把所见所闻的痛苦和创伤吸入自身，致使他们都成了“受伤的疗伤人”。正如图图所说：“我自身的疾患似乎生动地证明了，让创伤的人们康复，其代价是何等沉重。”
尽管德里达主张，最高境界的宽恕应是宽恕那不可宽恕者，“如果只宽恕那可宽恕者，就没有真正去宽恕”，但毫无疑问的是，如果被宽恕者能够真诚悔过，那就给和解创造了好的条件。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日本学者西田几多郎(Kitaro Nishida)指出：“罪恶是令人憎恶的，但世界上再也没有比悔罪更美的了。”也正因此，图图主教认为，不仅是宽恕者，而且还有道歉者，他们都是坚强而非软弱的人。
宽恕需要坚强，这一点都不错。南非前总统曼德拉就说过：“当我走出囚室、迈过通往自由的监狱大门时，我已经清楚，自己若不能把悲痛与怨恨留在身后，那么我其实仍在狱中。”可以想象，曼德拉对种族歧视者的愤恨有多强烈，如果不是用坚强的理性去压住心中的怒火，那么他当上总统后很可能给这个国家带来灾难，最终也可能毁灭自己。所以，宽恕也是一种自我拯救，它可以将一个人从往昔灾难的阴影中拯救出来，与无情的历史和解。
《悲惨世界》中的主人公冉•阿让在偷走米里哀主教的银器后被警察抓获，但主教大人善意的谎言使冉•阿让幸免牢狱之灾。米里哀主教的这一宽恕令冉•阿让十分感动，从此洗心革面，后来成为一名成功的商人直至当上市长。按照解构大师德里达的观点，米里哀主教的宽恕应视为一种善良的对法律的背信。所以，保罗·利科(Paul Ricoeur)认为，宽恕“不仅是一种超法律价值，还是一种超伦理价值”。
不过，宽恕与法律也有交织在一起的时候，拉德布鲁赫(Gustav Radbruch)就把宽恕看成与赦免相关的一个概念，指出“赦免使与法律无关的价值领域兀立于法律世界的中央，比如宗教的慈悲价值、伦理的宽恕价值”。
宽恕之所以为人类社会所必需，是因为人人都难免有过错。《圣经》里有一个故事，法利赛人把一个通奸的女子带到耶稣面前，准备将这女子用乱石砸死。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没有过罪过，就朝她扔石头吧。然后，法利赛人羞愧地一个个走了。
我们之所以提倡宽恕，是因为被宽恕的人也是人生的不幸者。圣伯夫(Charles-Augustin Sainte-Beuve)曾言：“假如我们可以洞察所有人的内心，那么人世间又有谁是不可同情的呢?”
一个人自己可以宽恕自己吗?可以的。黑格尔和列维纳斯(Emmanuel Lévinas)都是把自己作为他者来宽恕的，如果自己不宽恕自己，自我构成的过程就会停止。当然，宽恕自己的前提是能够严于解剖自己。
一个人可以代替他人去宽恕人吗?德里达有过这方面的困惑：“宽恕时有背叛他人的危险。”但他马上又解开了这个困惑，“我应该为了公正去请求宽恕”。更何况宽恕那些真诚悔罪的人，想必天堂里的死者也是会同意的。
宽恕有个人美德的因素，更有社会文化的因素。2000年4月，四名中国青年在南京市金陵御花园，杀害了中德合资企业外方副总经理普方(Jürgen Pfrang)一家四口，被我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然而，这个判决，却遭到来自死者家属和德国政府的异议，他们请求中国法庭免罪犯一死。就连与此事无关的葡萄牙、法国、瑞典等国政府，也与德国政府一起联名向中国政府提出这一请求。当时听说此消息，自己竟难以置信。但就在前不久，我又亲耳所闻一个类似的故事：一中国留学生在欧洲杀死了自己的挪威籍女友，然后回到北京，被警方抓获，结果挪威受害方居然向我这个中国刑法专家请教，怎样才能救该男子一命?当我告诉对方被害人家属的意见很重要时，他们马上说，他们不希望判他死刑。
类似的例子在中国也有。2008年，河北青年宋某因债务纠纷刺死马某，马某的母亲在伤心之余，却想到“枪毙他又有什么用呢?他顶命我儿子也活不过来了……救他当行好吧”，结果法官采纳了她的求情，免对方一死。我当时发表文章称这位母亲为“伟大的母亲”，并援引纪伯伦的话来赞扬她：“伟大的人都有两颗心，一颗在流血，一颗在宽容。”
当然，宽恕，或者宽容，并非无原则，更不是要纵容。伏尔泰在《论宽容》(Traité sur la tolérance)中早就指出：“虽然在《旧约》中有许多表示宽容的例子，但是也有严厉的事例和律法。”就连倡导“无条件宽恕”的德里达也承认：宽恕问题总是关乎有限的存在，即使是无条件的宽恕，其本质也应该是有限的，是“只此一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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