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初，北京尚权律师事务所发布的新刑诉法实施状况调研报告中，曾就刑辩律师的执业状态进行了调查。这份报告将“法院直接或间接解除律师辩护权”列为刑事执业新风险之一。近期这个话题引起了社会各届的热议。
法院能否取代当事人直接解除其辩护权？根据现行法律，答案是“不能”。当然，如果律师严重扰乱了法庭秩序，法官可将其驱逐法庭，但也并不意味着，律师的辩护权就此剥夺。
然而，在司法实践中，非正常解除律师辩护的案例并不鲜见。著名刑辩律师朱明勇近年参与辩护了一系列社会高度关注的案件，对此深有体会，“在争议激烈的案件中，律师被解除委托甚至终止辩护权的风险急剧拉升。”
专注于刑辩业务的北京尚权律师事务所的调查研究则表明，近年来，在一些热点案件中，某些司法机关动员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近亲属解聘律师，“这构成了律师执业过程中的新风险”。
（一）最高法的立法建议惹争议
早在2012年，最高法制定新刑诉法司法解释时，草案第250条规定，辩护人、诉讼代理人严重违反法庭秩序，被强行带出法庭或被处以罚款、拘留的，人民法院可以禁止其在六个月以上一年以内以辩护人、诉讼代理人身份出庭参与诉讼。
其实质是“暂停执业”。虽然暂停的仅是诉讼业务，但在性质上属于对律师执业权利的限制和剥夺。根据我国《律师法》的规定，停止执业的行政处罚，只有司法行政机关才有权作出。
这一草案中的条款，引发巨大争议。
刑诉学者毛立新认为，对于诉讼参与人妨碍法庭秩序的行为，法院有权予以惩戒或处罚，但必须依法进行。依据《刑事诉讼法》第194条之规定，对于妨碍法庭秩序的行为，合议庭有权训诫、指令法警强行带出法庭；对于情节严重的，报请院长批准后，可处罚款或拘留。而司法解释只能在上述立法范围内进行具体解释，不能“法外造法”，自行增设对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暂停执业”的处罚权，否则，就是一种越权行为。著名律师陈有西也称，这是“法院种了司法部的田”。
有律师质疑，这是“专门对付律师”的条款。上述规定，仅针对“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并不适用于公诉人，可视为对律师的歧视性待遇。
律界与学界的反弹，最终引起了最高法的重视。这一条款后来被删除。最高法研究室主任胡云腾也在公开场合表示，最高法对保障律师辩护权只会进步不会退步。
2013年3月，北京律师王兴在参与吉林王刚案辩护中，被以扰乱法庭秩序为由驱逐出法庭，一度不被允许在随后的庭审中再为其当事人辩护。王兴的遭遇引起律界质疑，“实质上，律师被强行剥夺了辩护权，这与法律的规定是相悖的”。好在，经历一番博弈，王兴最终被允许回到辩护席。
“刑诉法虽然规定了诉讼参与人违反法庭秩序，审判长可以作出惩罚决定，但是并没有规定法院可以剥夺律师的辩护权。”律师王甫认为，律师执业权中的辩护权依附于《宪法》所规定的被告人获得辩护的权利，是当事人及其亲属的基本权利。
（二）各类解聘事件
2012年轰动一时的贵阳小河案中，曾出现20余名辩护律师被逐个解除委托的事件，堪称近年来刑事案件辩护中最大规模的集体解聘。
这场解聘风波发酵至当年6月。至案件复庭之时，非正常退出本案辩护的律师多达26人。法庭上，80余名辩护律师济济一堂，除黎氏三父子的3名辩护律师为外地律师，其余均为贵阳本地律师。
“一般来说，解除委托的正当理由有三种，一是对律师的辩护不满意，二是不尽责，三是收费太高。但是，这些情况我们全不存在。”事后，众律师对记者说，之前，被告人家属都表示对辩护很满意，根本没有解除委托的意思，而当事人的家属在与律师进行电话沟通时，无一例外两种腔调：一是对律师的前期工作表示感谢，二是对于解聘之事表示歉意。周泽曾给一名被告人家属打电话，求证解除委托事宜，对方意味深长，“怎么玩也玩不过他们。”
多名当事律师认为，“这已非巧合可以解答，这一数字大概创下了中国司法史上之最。”律师们稍感欣慰的是，当时已有19名被告人获取保候审。
律师段万金曾想在复庭时，在法庭上向其当事人确认解聘一事，但被拒绝。段万金认为，这很不严肃。刑事案件的特殊在于，被羁押的当事人无法送达解聘书。如果看守所通知律师前往，当面确认解除委托更为妥当，“否则，要是当事人改口，反过来指责律师没有职业道德，这对律师执业的风险是很大的”，“大量情况应该是在庭审中，当事人当庭确认解聘律师，书记员记录在案，这样才名正言顺。”
在随后的庭审中，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一些被告人当庭解聘指定的本地律师，要求找回以前的律师为其辩护。于是，先前被解聘的杨学林、王誓华等律师最终又回到了辩护席上。
王耀刚等律师后来就解聘事件作了相关调查取证。多名当事人表示，是有人给他们做了工作。其中，王耀刚的当事人何菊建说，法院的人把他提到法院，足足跟他做了4个小时的工作，要他解聘之前的律师，还对他的量刑做出承诺。
随后，律师形成了一份举报材料，要求贵阳检方立案调查，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但没有下文。
（三）解聘带来的执业风险
“在一些非正常的解聘律师事件中，背后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朱明勇分析说。
在震动一时的北海案中，辩护律师认为证据不足，并作无罪辩护，北海公安的做法是，把杨再新等4个辩护律师抓起来，意图治罪。律师团介入后，辩护律师朱明勇就曾被其当事人裴金德当庭解除委托。
在律师看来，这是一次不寻常的解聘。该案最后产生了一个戏剧性的结果：认罪的裴金德被判无罪，不认罪的其他4名被告人故意伤害罪名不成立，被改判寻衅滋事罪。
北京市尚权律师事务所曾在2013年作了一个调查研究，对15个律师事务所的318名律师进行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在受访的律师中，37人表示遭遇过此类解聘，超过10%；48人表示听同事提起过类似经历。遭遇解聘风险时，部分案件当事人及其近亲属坚持不解聘律师，占43.2%；而当事人最终解聘的比例占56.8%，超过一半。
在一些案件中，公安的影响不可小视。尚权律师事务所在研究报告中举了一个例子：一是广东省揭西县吴某涉嫌聚众斗殴案，因侦查机关不告知辩护律师犯罪嫌疑人被羁押的场所，致使律师无法会见，于是，辩护律师向检察机关控告办案机关违法，办案机关向家属施加压力，要求其解除与律师的委托关系。
“近年来，透过一些热点案件，不难看出司法机关动员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近亲属解聘律师的情形，这构成了律师执业过程中的新风险。”尚权所的调查表示，实务中，部分律师与司法机关的对抗招致办案人员的排挤或反感，个别司法机关工作人员不惜搞小动作逼退“眼中钉”。由于司法机关对案件的处理有终局决定权，因此部分案件中，当事人及其亲属迫于压力解聘辩护人。
文章来源：尚权律师事务所《新刑诉法实施状况调研2014年6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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