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政策密集出台与民营企业权益保障

近年来，中央持续强化民营企业保护力度，通过政策文件、专项会议及立法实践，为企业家群体注入发展信心。2025年政策供给尤为密集：

3月5日‌，公安部出台《公安机关跨省涉企犯罪案件管辖规定》，规范跨省涉企犯罪案件办理；

3月26日‌，最高检部署“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司法专项监督”，剑指地方司法管辖乱象；

4月27日‌，最高法发布《关于坚持严格公正司法规范涉企案件审判执行工作的通知》，防止把经济纠纷当做犯罪处理；

4月30日‌，《民营经济促进法》经全国人大审议通过，于5月20日正式施行，首次以立法形式确立民营经济平等地位。这一系列举措，标志着民营企业保护从政策倡导迈向制度固化。

二、政策执行偏差：理想与现实的落差

然而，政策落地效果与立法初衷存在显著温差。

根据最高检10月31日发布的消息，今年1月至9月，检察机关加强刑事诉讼监督，对侦查机关应当立案而不立案的监督立案1.2万件、不应当立案而立案的监督撤案3.3万件，对侦查活动违法情形提出书面纠正意见6.3万件次。

三项数据累计超10万件，折射出涉企执法中“立案难”“撤案难”“程序违法”等顽疾。

2025年12月14日，中国政法大学涉企犯罪辩护论坛现场。

三、驻马店李刚案：一个基层样本的解剖

作为一线刑辩律师，我亲历的案例显示，检察机关监督虽取得进展，但隐蔽性违法仍大量存在。

（一）报案“转院”现象：立案管辖的异化

李刚案中，报案人因与开发商存在经济纠纷，在新蔡县公安机关以“职务侵占罪”报案未获立案之后，转至平舆县公安机关立案。这种“报案如转院”的乱象，暴露了立案管辖制度的漏洞——部分地区公安机关存在“关系案”“人情案”操作空间，严重损害司法公信力。

（二）公安机关越位介入经济纠纷

案件核心矛盾实为民事纠纷，已有十余份生效民事判决确权。但公安机关仍以刑事手段介入，实属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此案凸显部分执法者对“经济纠纷与刑事犯罪”界定的模糊认知，导致企业家人身自由被不当限制。

（三）监督困境：从拒收材料到上级介入

我们向驻马店市检察院寄送监督申请材料，竟遭多名检委会委员拒收。这一行为背离了“检察监督应主动作为”的法定职责。后经向河南省检察院反映，相关领导积极受理，并建立沟通渠道。该案进展印证了“上级监督”在基层司法纠偏中的关键作用。

四、制度反思与路径优化

（一）管辖异议制度：从“无救济”到“有保障”

现行《刑事诉讼法》未确立管辖异议的独立救济程序，导致违法管辖成本为零。无救济则无权利，建议修法时增设先行裁决机制‌，对管辖争议由人民法院或检察机关在立案阶段裁决；增设独立上诉程序‌，赋予当事人对管辖裁定的上诉权，阻断刑事立案环节的不当干预。

（二）程序性制裁：让违法管辖“无效化”

缺乏程序制裁的管辖规定易沦为“纸面权利”。刑诉法修订应当明确，违法立案的案件，法院应裁定驳回起诉；违法侦查取得的证据，不得作为定案依据。

（三）刑辩律师的角色：从“辩护者”到“推动者”

一线刑辩律师，在辩护的同时，应强化控告职能‌。对违法办案行为，通过检察监督等渠道坚决维权；另一方面，积极推动政策反馈‌，将基层实践问题转化为立法建议，助力中央政策精准落地。

结语：为权利而斗争

民营企业保护非一日之功，需政策制定者、执法者、辩护人三方协同。只有让每一起涉企案件经得起程序正义的检验，才能真正让企业家放下“定心丸”，安心谋发展。

（本文根据作者2025年12月14日在中国政法大学“涉企犯罪辩护论坛”上的发言整理）

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