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斯伟江

▍来源 公众号辩护人Defender

最高法院对原婚姻法司法解释进行调整，将夫妻共同债务范围缩小，这显然是很不错的一种纠偏行为。原来的解释，确实很容易导致对夫妻一方的不公，尤其是女方，实践中遇到绝大多数被背不明不白债务的，就是女方，毕竟，男主外女主内的，还是大多数。从立法政策考虑，倾向于保护较弱的一方，规定，需要双方同意才构成夫妻共同债务（有例外），是公平的。而且由于，只要一人对外欠债，就要共同承担，也容易出道德风险，一方造假债务，另一方背上莫须有的债务。现在最高法院进行纠偏，可谓亡羊补牢，犹未为晚。

去年得知，最高法院也在修改枪支的司法解释，也希望最高法院能修改野生动物保护的司法解释。在我国，由于人大不是常设立法机构，（除了人大常委会，但其中多数也是退居二线的），绝大多数人大代表是兼职的，因此，立法的专业性和效率，存在障碍。在依法治理上，依赖最高法院、最高检、公安部这几家强力部门，自秦代开始，以吏为师，风气不改。这些部门在实践中，很容易接触到需要解决的问题，从而出台司法解释，规章等，来针对性解决问题。

严格意义上来说，最高法院没有解释法律的权力，因为《立法法》明确规定，解释法律的权力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法》第104条，明确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作出的属于审判、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解释，应当主要针对具体的法律条文，并符合立法的目的、原则和原意。《立法法》第45条明确规定，对法律有以下情况之一的，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解释：（一）法律的规定需要进一步明确具体含义的；（二）法律制定后出现新的情况，需要明确适用法律依据的。如果遇到第45条的情形，两高只能向全国人大常委会请求解释。

但实践中，人大常委会由于脱离司法实践，最终解释法律的权力，绝大部分落在两高及公安部的规章上，这恐怕也是不争的事实，亦有其合理之处。但人大常委会立法，毕竟是有法定程序的，而司法解释的制定，往往落在某几个人之手，缺乏足够的公开性。如现在在修订的枪支司法解释，其解释的是枪支的定义，显然本来应该属于人大常委会；其次，枪支司法解释草案，目前尚未公开，不知道标准定成什么样子。其他的也类似，往往是类似内部征求意见的方式，譬如，枪支的司法解释，往往会提交给公安部、最高检，刘关张三家，或再加上全国人大，以及刘关张的一些小兄弟。这样的司法解释制定，往往容易出现一些不合理的规定，有的可能还会出现低级错误，如野生动物保护的司法解释，笔者认为，可能是误解了濒危野生动物保护国际公约的保护方式，从而导致超公约、过大地保护了所谓的野生动物。

我国除了司法解释，还有一些最高法院最高检的批复，有的明显不合理，如对假药的定义，国外的真药，到了境内，只要药监局没有批准，买卖就成了假药，导致很多人踩入了法律陷阱，从而变成犯罪分子。这是明显不合理的。这些类似的司法解释，批复，最高法院如果能一一征求意见，去纠偏，和婚姻法司法解释一样，会有良好的社会效果。另外是一些地方高院的内部解释，这是明确和《立法法》相抵触的，但实际上比比皆是，这些规定，往往效力都高于司法解释和法律，所谓县官不如现管。这些规定，和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一样，需要规范，或者公示备案，或者进行合理调整。

上述工作都是必需的。因我国是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任何一条不起眼的法律条文，涉及的可能是几万、几十万人、乃至几百万人的家庭生活，一人向隅，举座不欢。谁家摊上一个无辜坐牢的人，都不是什么好事。从最高法院目前的举动来看，对此还是希望有所作为的。这是好事，应当鼓励。另外，既然最高法院实际上是在解释法律的含义，在实质上就应该遵照立法应该公开透明，广泛征求民意以及专家意见的原则，真正做到立法是民意的体现，也可以减少一些不合理的司法解释。

从最高法院对本次司法解释发言中的意思看，婚姻法司法解释调整后，对以前的案子有错的可能会调整。不知真假，但如果要调整，工作量会非常大。想起孔子说，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治大国如烹小鲜，立法决策前，多听多看，真的很重要。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