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警致人死亡被判无罪续：检察院受理家属申诉
曾被指滥用职权罪 是否构成犯罪仍存争议

来源： 中国网     更新时间： 2013-03-17   

在执行一次传唤任务的过程中，宣威市公安局三民警没能找到《传唤通知书》所载明的犯罪嫌疑人，而将另一名青年带走。之后，该青年被三民警武力“制服”了至少十几分钟，并于日次上午死亡。三民警被指控滥用职权，但最终被宣告无罪。

 

昨日正好是云南省人民检察院的“检察长接待日”，该案死者的姑妈、叔叔，及“站在幕后”无偿提供法律援助的热心律师一道，向省检察院递交了申诉材料，请求对宣告三民警无罪的案件判决进行重新认定。接到材料后，相关负责人做了登记，并表示将展开调查。

 

死者曾有劣迹：多次参与偷牛

 

昨日本报的报道中提到，被三民警“殴打制服”后致死的被害人李培卫，曾于2003年7月25日被判处过有期徒刑两年，缓期三年执行，罪名是盗窃。这是怎么回事呢？

 

记者由此展开采访。根据李家人的回忆，当年初，李培卫“脑子有些问题”的四弟偷了别人的黄牛，打算拉到比较远的地方出手。由于李培卫学过驾驶执照，会开车，四弟便叫李培卫找个车，帮忙拉牛。案发后，四弟被判了半年的实刑，作为从犯的李培卫也被认定构成盗窃罪，但只象征性地被判了个缓刑。

 

这个”前科“，被例在了三民警案件的判决书中。但除此之外，记者还通过调查走访，了解到了李培卫此前的许多劣迹。

 

李树培也是宣威市西泽乡农民，和李培卫是同乡。1999年10月，他邀约李培卫一道，接连在马嘎村委会岩头村偷了4头黄牛出售。钱花完后，他们又一起偷了4头。据估价，8头耕牛价值人民币24600元。

 

2001年10月4日，李树培正牵着一头偷来的牛和买家谈价，很戏剧性地被老牛一路拉着跑到了主人面前。当日，李树培被刑拘，同年底，他被宣威市法院以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2年。

 

以总共盗窃了44头牛的“纪录”，李树培在乡里被人愤懑地称之为“偷牛王”。根据2004年9月5日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判“偷牛王”时所披露的案件事实，李培卫曾参与其中偷过16头牛，堪称是“偷牛王”李树培的得力助手。

 

这次，李树培被取消缓刑，判处有期徒刑12年。但被该案判决书查明确实参与了偷牛的李培卫，当时在逃，并未归案与同伙一起受审。

 

死者家属申诉，提出“八怪质疑”

 

“偷牛当然是犯罪，应该受到法律制裁。问题是，制裁小偷有制裁小偷的法定程序，那就是人民法院的判决认定。现在的情况却是，在其他的案子中，曾经偷过牛的小偷被打死了。这合法吗？”并未正式接受委托，却一直“站在幕后”无偿为死者家属提供法律援助的律师说。

 

昨日，该律师和死者李培卫的两名亲人一起，在云南省人民检察院的“检察长接待日”上，得到了相关负责人的接待。他们递交的申诉材料中，包括一份言辞颇为激烈的上访信，题目为《残忍的暴力夺命 真实的无罪判决——法律还是公正的吗？》。

 

这份申诉材料中，对李培卫非正常死亡后三名民警受审的整个司法程序提出诸多质疑，认为这些都是“严重违法”的咄咄怪事——

 

“怪事之一：本案2004年2月6日发生，但三名犯罪嫌疑人却一直逍遥法外到4月5日，检察院对其中一名犯罪嫌疑人作出拘留决定，却又没有执行拘留，其中原因何在？如果换作一个平民老百姓，结果还会这样吗？怪事之二：三犯罪嫌疑人要传唤的是李兴辉，而不是李培卫，民警是不是有义务对所要传唤的对象的身份进行核对查实呢？即便李培卫自称是李兴辉，这是不是就可以作为错传唤的理由？怪事之三：本案是一起明显的伤害致人死亡案，但在指控三犯罪嫌疑人时，却定性为‘滥用职权’，不知是什么法律赋予了民警随意‘制服’公民的‘职权’？　首席记者 温星

 

云南大学法学院邵卫锋教授——三民警构成滥用职权罪

 

宣威三民警执法致人死亡案的性质，检察机关认为是滥用职权，原审法院认定为只是执法过程中“有一定过错”，而死者家属则坚持称，这是一起手段残忍的故意伤害致人死亡案。那么，其中的法律关系应该如何界定？昨日，本报记者走访了云南大学法学院知名教授邵卫锋，他一一进行了剖析。

 

针对本案中第一个传唤环节，邵教授说：我国法律明确规定，传唤任何犯罪嫌疑人，都必须办理书面的传唤手续，而且，必须向传唤对象出示，不存在任何“口头传唤”的说法。三民警没有本案被害人李培卫的传唤手续，却强行将其带走，这第一个环节就已经违法。如果李培卫确实曾说过自己就是三民警要传唤的对象，稍后又改口否认，这种情况下，民警必须加以调查核实，才能采取下一步的行动。

 

关于三民警所使用的“武力制服”方法，邵教授认为已经远远超出法律所赋予的正常范围，即便是对一个真正的罪犯，也绝对不能这样使用多种器械，直接把对方打到“无法动弹”才罢手。

 

“我认为，本案的定性有关是滥用职权，三民警的行为构成这项罪名，根据《刑法》相关规定，最高可判7年有期徒刑。关于赔偿问题，被害人家属应该是三民警受审时，提出刑事附带民事起诉，主张经济赔偿。现在，也可以直接对三民警提出民事起诉，虽然三民警已经被错误地宣告无罪——即便他们真的不应该承担刑事责任，但既然其行为造成了被害人的死亡这样实际的恶果，还是应该就此承担民事赔偿责任。”邵律师给死者家属指出了这样的维权思路，他认为本案不符合国家赔偿的情形，如果家属申请国家赔偿，将无法得到支持。(生活新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