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仲若辛
来源│公众号辩护人Defender
五月的闽南，明晃晃的阳光。林宗泽从中院立案大厅出来，一脸茫然。六个月前，他把律师写好的申诉状送到这里，今天法院告知他，案子还没有登记呢。
林宗泽因受贿罪被判两年，一审、二审均不认罪。一审时，检察长到看守所做工作说，只要你认下最小的一笔，就给你取保判缓刑。林宗泽却誓把牢底坐穿，只要无罪，不要缓刑，结果坐满了两年。
刑事案件的申诉一般是从中院起，中院驳回了才能去高院，高院驳回了才能去最高法院或其巡回法庭。和众多申诉者一样，虽然明知希望不在中院，但林宗泽的申诉路必须从这里走起。顺利的话几个月就可以拿到驳回通知书，像他这样六个月都没登记的也并不罕见。较为极端的例子是，张氏叔侄十年间写了一麻袋申诉信，结果代理律师朱明勇前往法院查询时，得到的答案是没有登记，系统里没这个案件。史上蒙冤被关时间最长的陈满，其父陈元成23年间写下77封申诉信，但一样是石沉大海。
其实林宗泽只是在等待一个中院的驳回通知。申诉三步走，中院只是第一步。中院驳回之后，下一步就是去省高院。但省高院显然比中院案件更多。有些省高院在法院旁边另开窗口，接待这些来访者。取号、排队、叫号，递交材料，然后回家等回复。法院会给一个可供查询进展的电话号码，告诉这些来访者，每周周三的下午可以打。不过电话却常常打不通，想了解进展情况，还需要从各地过来，取号、排队、叫号。
疲惫，显然不限于身体，心也很累。刑事申诉是《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在很多地方这些申诉人却被当作上访户对待。念斌案家属、江西乐平案家属，甚至一度成为当地维稳对象。恐惧感常常弥漫在这些不幸的家庭，直到宣告无罪的那一天。
几乎所有的申诉者都把希望寄托在更高一级的法院，所有的人都认为，高一级的法院水平也更高，走到省高院这一级也都是信心满满。不过，几个月之后，等来的又往往是一纸驳回通知书。云南钱仁风投毒案，海南陈满故意杀人案，都曾被省高院驳回。命案尚且如此，那些经济犯罪，职务犯罪的申诉就可想而知。2016年，一些家属联名上告某省高院院长，因为他们发现一个共同的现象：处理申诉的法官连卷宗都没看完。这个发现让他们实在难以接受。联名上告注定会不了了之，但这个行为，无疑暴露出申诉者和司法机关的某种紧张关系。
刑事申诉就这样成了围城之战。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却有坚固的顶门杠。任你如何冲，那道门却纹丝不动。
所以异地再战。接下来的希望放在高法各巡回法庭。这几年冤案平反的报道多了，让每个人都感觉到申诉的外部环境好了，春天来了。几乎所有去过巡回法庭的人，都明显地感觉到，接待人员的态度好了，不再生硬，让人如沐春风。不过判决书原件还是必须要有的，聂树斌的妈妈当时就因为没有判决书原件而被挡在了门外。
高法三巡法官集体宣誓
态度确实好了，驳回仍是常态。刑事申诉，到高法驳回的时候，就成了一个再也打不开的死结。最高法院2017年工作报告显示，2016年各级法院再审改判刑事案件1357件，占当期一审刑事案件的1.2‰。
有一个美丽的说法是，“正义从来不会缺席，它只会迟到。”最高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委员、第二巡回法庭庭长胡云腾对这一说法并不认同。2017年5月5日，胡云腾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法学院举办“德恒刑事法名家讲堂”上说，“正义会迟到，但可能也会缺席。因为人的司法能力确实有限，错案的发现存在偶然，不要寄希望于错案纠错机制的确立，最可靠的还是源头预防。而且冤假错案永远是被动的，因为我们没有精力去复查。”
没有精力复查的观点，道出了高法及及其巡回法庭人手紧张的实情，但显然与高法承诺的健全冤案及时纠正机制相悖，着实令人深思。
想当年，组织部长胡耀邦冲破重重阻力，平反大量冤案错案，赢得了民心。想当年，高法收回死刑核准权，工作量激增，向中央编办要数百编制，中央编办的态度是：“死刑复核这事，要多少人就给多少人。”最高法院的两个刑庭因此扩充为五个，刑事法官编制从几十个增加到数百个，死刑立即执行从万字号变成了千字号，少杀了很多人，赢得了民心。
回望历史，中国体制从不乏有力的动员能力和执行力。现在缺的，也许只是一个决心。
每一个刑事冤案，于一个甚至几个家庭而言，就是一个灾难。死结不解，那鸡会变成鹅，鹅会变成羊，羊会变成牛。矛盾日益凸显，关系愈加紧张。
为民心计，为稳定计，事情应该起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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