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家弘：高官贪腐的规律

来源： 痴醒斋     作者: 何家弘 徐月笛     更新时间： 2016-07-22   

本文选摘自何家弘、徐月笛著《腐败利益链的成因与阻断——十八大后落马高官贪腐案的实证分析》，发表于2016年第3期《政法论坛》，且略有增补。

▍作者 何家弘 徐月笛

▍来源 痴醒斋

中共十八大以来，我国的反腐败斗争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特别是“打虎”的辉煌战绩。根据中纪委发布的消息，自十八大召开至2015年12月31日，一共有97名省部级以上高官（另有军队系统高官48人）被调查。其中，2012年12月1人，2013年18人， 2014年39人，2015年39人。通过对这些高官贪腐案的实证分析，我们发现了一些规律，例如，受贿是高官腐败的主要犯罪形式，占83%，其中有买官卖官者过半；高官初犯贪腐时的职务多为厅局级，占82.6%，其中担任地市级党政领导者过半；高官贪腐的犯罪潜伏期平均为12.9年，最长者26年。  

一、落马高官的地域分布

在97名被查办的省部级高官中，属于中央机关的19人，属于中央企业的12人，属于地方官员的66人。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不包括港澳台）均有官员落马。其中，落马高官数量最多的是山西，共有7人，其次是江西有5人，黑龙江、内蒙古、云南各有4人。

二、落马高官的学历情况

在这97名被查办的高官中，具有研究生学历（含在职）的69人，占71.1%，其中获得博士学位的29人，占30%；具有本科学历（含函授、大普）的27人，占27.8%；具有本科以下学历的仅有1人，为大专。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下中国高级领导干部的学历情况。

三、落马高官的年龄情况

在这97名被查办的高官中，年龄（均按被调查时的周岁计算）在50岁及以下的有4人，分布在47岁1人、49岁2人和50岁1人；51岁至55岁的有23人，分布在51岁2人，52岁8人，53岁7人，54岁1人和55岁5人；56岁至60岁的有46人，分布在56岁7人，57岁3人，58岁18人，59岁12人和60岁6人；61岁至65岁的有19人，分布在61岁7人，62岁4人，63岁5人，64岁2人和65岁1人；66岁至70岁的有4人，分布在66岁2人，67岁1人和68岁1人；71岁的有1人。可以看出，落马高官的年龄集中在50岁至60岁之间，占总人数的71.1%；尤以58岁、59岁居多，分别为18人和12人。

四、高官落马的高峰月份

从这97名高官被查办的时间来看，2012年12月查办1人，2013年查办18人，2014年查办39人，2015年查办39人。其中，查办官员数量最多的月份为2013年12月、2014年7月、2015年3月和2015年11月，均月查办6人。这不仅表明2014年、2015年比2013年查办力度有大幅增加，我国的反腐势头始终保持强劲，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年中和年底为高峰时段的办案规律。

五、落马高官涉嫌罪错的情况

截至2016年3月15日，在这97名被查办的高官中，中纪委已经公布调查结果的93人。其中，涉嫌受贿罪的有77人；涉嫌滥用职权罪的有10人；涉嫌行贿的有6人；涉嫌贪污的有6人；涉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有5人；涉嫌挪用公款的有2人；涉嫌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玩忽职守、故意杀人、非法持有枪支、弹药、非法储存爆炸物的分别为1人；涉嫌严重违纪的有14人。这表明，在这93名涉嫌贪腐的落马高官中，受贿是腐败的主要犯罪形式，涉嫌受贿的高官占到了83%。

在中纪委已经公布调查结果的93名高官中，提及“与他人通奸”的24人，占25.8%；提及“权色交易、钱色交易”的4人，占4.3%；提及“道德败坏”的6人，占6.5%；提及“搞封建迷信活动”的3人，占3.2%；提及“腐化堕落”、“生活奢侈”的各2人。

六、落马高官的贪腐领域

根据中纪委公布的调查结果以及新闻媒体的相关报道，我们进行粗略统计后得出，在这97名涉嫌贪腐的高官中，涉嫌工程建设领域之腐败的35人，占36%；涉嫌土地开发领域之腐败的22人，占23%；涉嫌房地产领域之腐败的16人，占16%；涉嫌矿产资源领域之腐败的10人，占10%；涉嫌买官卖官之腐败的44人，占45%。由于工程建设、土地开发和房地产之间多有牵连，所以这些领域堪称高官腐败的主灾区，共占75%。次灾区是买官卖官，占45%。

七、落马高官被查处的情况

在97人中，中纪委已公布调查结果且被移送检察机关侦查起诉的有78人。其中，尚处于侦查起诉阶段的44人；检察机关已经提起公诉的34人，包括法院尚未作出判决的11人和已经作出一审判决的23人。在已判决者中，刘铁男、王素毅、周永康一审被判无期徒刑，其余人员平均刑期13.2年。

八、落马高官贪腐的职务起点

在97名落马高官中，司法机关已公布判决结果的有23人。通过对判决结果内容的搜索和统计，我们发现，在23人中，落马高官在法院所认定的第一起腐败犯罪行为时担任县处级职务的2人，占8.7%；厅局级职务的19人，占82.6%；省部级职务的2人，占8.7%。其中，担任地市级党政领导（包括党委书记、副书记、市长、副市长、专员等）的有10人，占43.5%。

九、落马高官贪腐的潜伏期

法院判决所认定的第一起腐败犯罪行为的时间至案发时间跨度（即“潜伏期”）最长的26年（周永康），最短的1年（童名谦），平均12.9年。

十、落马高官贪腐的时间线和加速点

在已公布判决结果的23人中，审理法院公布了较详细的宣判过程及判决书的有刘铁男、倪发科、季建业、廖少华、陈柏槐、姚木根6人。根据判决书中的腐败时间线，我们可以发现，落马高官的贪腐行为有一个金额由低到高、次数由少到多的过程。若以图中三条腐败时间线（点）的重合为衡量变化的标准，以刘铁男为例，最早出现三条腐败时间线（点）重合的是2005年下半年，此时其任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经济预测司司长、产业发展司司长，处于厅局级职位；再如倪发科，最早出现三条腐败时间线（点）重合的是2003年6月份，此时其任安徽省六安市委书记、市长，同为厅局级职位。其他几人也呈现出此规律，可见厅局级职位是腐败金额由低到高、腐败次数由少到多的转折点。另外，在六人中，倪发科、季建业、廖少华的“加速点”系处于地市级党或政一把手的位置，分别为：2003年6月，安徽省六安市委书记、市长；2003年底，江苏省扬州市委副书记、市长；2006年初，黔东南州委书记、凯里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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