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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家弘:高官贪腐的规律
来源: 痴醒斋     作者: 何家弘 徐月笛     更新时间: 2016-07-22   


本文选摘自何家弘、徐月笛著《腐败利益链的成因与阻断——十八大后落马高官贪腐案的实证分析》,发表于2016年第3期《政法论坛》,且略有增补。


▍作者 何家弘 徐月笛

▍来源 痴醒斋


中共十八大以来,我国的反腐败斗争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特别是“打虎”的辉煌战绩。根据中纪委发布的消息,自十八大召开至2015年12月31日,一共有97名省部级以上高官(另有军队系统高官48人)被调查。其中,2012年12月1人,2013年18人, 2014年39人,2015年39人。通过对这些高官贪腐案的实证分析,我们发现了一些规律,例如,受贿是高官腐败的主要犯罪形式,占83%,其中有买官卖官者过半;高官初犯贪腐时的职务多为厅局级,占82.6%,其中担任地市级党政领导者过半;高官贪腐的犯罪潜伏期平均为12.9年,最长者26年。  


一、落马高官的地域分布


在97名被查办的省部级高官中,属于中央机关的19人,属于中央企业的12人,属于地方官员的66人。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不包括港澳台)均有官员落马。其中,落马高官数量最多的是山西,共有7人,其次是江西有5人,黑龙江、内蒙古、云南各有4人。


二、落马高官的学历情况


在这97名被查办的高官中,具有研究生学历(含在职)的69人,占71.1%,其中获得博士学位的29人,占30%;具有本科学历(含函授、大普)的27人,占27.8%;具有本科以下学历的仅有1人,为大专。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下中国高级领导干部的学历情况。


三、落马高官的年龄情况


在这97名被查办的高官中,年龄(均按被调查时的周岁计算)在50岁及以下的有4人,分布在47岁1人、49岁2人和50岁1人;51岁至55岁的有23人,分布在51岁2人,52岁8人,53岁7人,54岁1人和55岁5人;56岁至60岁的有46人,分布在56岁7人,57岁3人,58岁18人,59岁12人和60岁6人;61岁至65岁的有19人,分布在61岁7人,62岁4人,63岁5人,64岁2人和65岁1人;66岁至70岁的有4人,分布在66岁2人,67岁1人和68岁1人;71岁的有1人。可以看出,落马高官的年龄集中在50岁至60岁之间,占总人数的71.1%;尤以58岁、59岁居多,分别为18人和12人。


四、高官落马的高峰月份


从这97名高官被查办的时间来看,2012年12月查办1人,2013年查办18人,2014年查办39人,2015年查办39人。其中,查办官员数量最多的月份为2013年12月、2014年7月、2015年3月和2015年11月,均月查办6人。这不仅表明2014年、2015年比2013年查办力度有大幅增加,我国的反腐势头始终保持强劲,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年中和年底为高峰时段的办案规律。


五、落马高官涉嫌罪错的情况


截至2016年3月15日,在这97名被查办的高官中,中纪委已经公布调查结果的93人。其中,涉嫌受贿罪的有77人;涉嫌滥用职权罪的有10人;涉嫌行贿的有6人;涉嫌贪污的有6人;涉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有5人;涉嫌挪用公款的有2人;涉嫌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玩忽职守、故意杀人、非法持有枪支、弹药、非法储存爆炸物的分别为1人;涉嫌严重违纪的有14人。这表明,在这93名涉嫌贪腐的落马高官中,受贿是腐败的主要犯罪形式,涉嫌受贿的高官占到了83%。


在中纪委已经公布调查结果的93名高官中,提及“与他人通奸”的24人,占25.8%;提及“权色交易、钱色交易”的4人,占4.3%;提及“道德败坏”的6人,占6.5%;提及“搞封建迷信活动”的3人,占3.2%;提及“腐化堕落”、“生活奢侈”的各2人。


六、落马高官的贪腐领域


根据中纪委公布的调查结果以及新闻媒体的相关报道,我们进行粗略统计后得出,在这97名涉嫌贪腐的高官中,涉嫌工程建设领域之腐败的35人,占36%;涉嫌土地开发领域之腐败的22人,占23%;涉嫌房地产领域之腐败的16人,占16%;涉嫌矿产资源领域之腐败的10人,占10%;涉嫌买官卖官之腐败的44人,占45%。由于工程建设、土地开发和房地产之间多有牵连,所以这些领域堪称高官腐败的主灾区,共占75%。次灾区是买官卖官,占45%。


七、落马高官被查处的情况


在97人中,中纪委已公布调查结果且被移送检察机关侦查起诉的有78人。其中,尚处于侦查起诉阶段的44人;检察机关已经提起公诉的34人,包括法院尚未作出判决的11人和已经作出一审判决的23人。在已判决者中,刘铁男、王素毅、周永康一审被判无期徒刑,其余人员平均刑期13.2年。


八、落马高官贪腐的职务起点


在97名落马高官中,司法机关已公布判决结果的有23人。通过对判决结果内容的搜索和统计,我们发现,在23人中,落马高官在法院所认定的第一起腐败犯罪行为时担任县处级职务的2人,占8.7%;厅局级职务的19人,占82.6%;省部级职务的2人,占8.7%。其中,担任地市级党政领导(包括党委书记、副书记、市长、副市长、专员等)的有10人,占43.5%。


九、落马高官贪腐的潜伏期


法院判决所认定的第一起腐败犯罪行为的时间至案发时间跨度(即“潜伏期”)最长的26年(周永康),最短的1年(童名谦),平均12.9年。



十、落马高官贪腐的时间线和加速点


在已公布判决结果的23人中,审理法院公布了较详细的宣判过程及判决书的有刘铁男、倪发科、季建业、廖少华、陈柏槐、姚木根6人。根据判决书中的腐败时间线,我们可以发现,落马高官的贪腐行为有一个金额由低到高、次数由少到多的过程。若以图中三条腐败时间线(点)的重合为衡量变化的标准,以刘铁男为例,最早出现三条腐败时间线(点)重合的是2005年下半年,此时其任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经济预测司司长、产业发展司司长,处于厅局级职位;再如倪发科,最早出现三条腐败时间线(点)重合的是2003年6月份,此时其任安徽省六安市委书记、市长,同为厅局级职位。其他几人也呈现出此规律,可见厅局级职位是腐败金额由低到高、腐败次数由少到多的转折点。另外,在六人中,倪发科、季建业、廖少华的“加速点”系处于地市级党或政一把手的位置,分别为:2003年6月,安徽省六安市委书记、市长;2003年底,江苏省扬州市委副书记、市长;2006年初,黔东南州委书记、凯里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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