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原秋
法学博士、公职律师，作家，著有《旧地政法》《浮尘之徒》《相见恨早》等长篇。
▍文 西原秋
▍来源 无讼阅读
实话实说，在当前，“博士”这顶帽子并不值钱，甚至还不如村支书的一支笔的分量重。标题冠以“博士”字样，仅仅只为博眼球，让更多人驻步停留，略微关注农村，哪怕只有短短几秒，便已足够。
学位不值钱，但法律人身份却让我贴近农村，切身体会礼崩乐坏带来的困惑与疼痛。虽距离千里，我每年都会接到多达数十单的法律咨询与求助。这个春节也如此，表弟被骗婚，腊月二十结婚，二十四“新娘”离家，涉案金额近十万，典型诈骗，但立案很难……管中窥豹，这些大大小小的案件，为我辟开了另一条径直切入故乡的渠道。
2012年，我们毕节地区（现为毕节市）数千“赤脚医生”历经多年集体上访，政策终于艰难落实，年近耳顺的“赤脚”父亲终于穿上鞋子。在此之前十年，他曾在村里干过村民组长、村长和村支书，接触过不少善良的领导，也见识过太多龌龊。这也是我比其他人更深刻了解农村的原因。
我的老家贵州大方位于云贵高原西北部，一个被戏称为“第九世界”的国家级贫困县。作为贵州首府，大方在历史长河中曾璀璨无比，既有得天独厚的秀丽风景，也有厚重深沉的文化底蕴。东南西门各一塔，全县九十九口井。被誉为奢香故里古彝圣地……
在北上求学之前，我从未离开过这个三面环山的小县城，她是我美好记忆的全部。我后来博士毕业留京，因为亲人留在农村，她更是我感受亲情的源泉。
故乡的改变不知源自何时，前些年回乡，匆匆忙忙，走马观花，未能感受到不同。直到2006年左右，我接到父亲略有歉意的电话。他说邻村村民因宅基地纠纷被邻居殴打，凶手逃之夭夭，受害人家属想咨询我到底该怎么办？父亲一再强调，家属来过好几次，但都被他搪塞过去。但今天家属非让父亲当着面给我打电话。他说，想想也挺可怜，乡亲之间，抹不开面子，让我能帮就帮……
事后得知，父亲早前几年已经尽最大努力替我推掉诸多咨询。在他看来，在京就业，领导很严格，管理很苛刻，必然忙得屁股离不开椅子，哪有心思管闲事儿？而且乡里乡亲，帮这边必然得罪那边。加上常常需要帮他们义务撰写书面申诉材料或者情况说明，而我睡眠又一直不好，所以能推就推。
宅基地纠纷案最终妥善解决，我认为与我关系不大，但受害人家属还是感激涕零。从此，义务法援的口子撕开，郭家大儿子精通法律还热心帮忙的名声便远远在外，寻求帮助者众。
正是通过这些五花八门的案例，我得以深刻地了解被经济大潮撕裂的乡村，以及被社会发展裹挟的村民。
农村从来就没有田园般的生活，只有一记一记响亮的耳光
农村从来就没有过诗情画意。
在我成长过程中，只有干不完的活，挣不足的钞票。我们村历来是烟叶种植佳地，而我们家算是种植大户，父亲有文化，心又细，所以烘烤烟叶比较讲究。即便如此，上世纪90年代，我们全家收入也只有几千元，严重入不敷出。
记忆最清晰之处都与贫穷有关。五姨父在水城钢铁厂上班，我记得某次给父亲送来一件外套，父亲嫌小，我便擅自做主穿在身上。袖子太长，我使劲卷，衣服太长，我便紧紧扎进裤袋。跟我同桌的女生说，从来没见我这么帅过。
穷，但仍然有五花八门的税费。秋收要交工余粮，种地要交农业税……记忆最深刻的要数交屠宰税，进入腊月，母亲早早便要将沾满泥土的紫色五块钱放在窗台上，嘱咐谁也不能动用，杀完猪后村干部要来收取。
我1998年上学离开前，村干部都很敬业，每月工资只有几十块钱。每到税收季，白天下地干活，晚上便挨家挨户做工作，一丝不苟。如果遇到“钉子户”，还得通过各种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劝导。我周末从县城回家背下一周口粮，晚上几乎见不到父亲的影子。
不过，那时候乡情甚浓，人口流动不大，低头不见抬头见。有时候收取税费免不了背后挨骂，但碍于面子，除个别人外，即便挂账时间长，基本也能缴齐。在税费缴齐之前，村干部要自掏腰包垫付“钉子户”所欠费用。所以说，村干部并不好当。
但是与计划生育相比，税费收缴只能算小事儿。计生人员下乡堪称“鬼子进村”。别说法律概念，连规矩都不要。我叔叔家超生躲出去后，计生人员驻家吃喝半月，陆续把他家猪、牛、鸡、鸭都顺走，一罐子猪油没法拿，几个人推到山坡上滚下来取乐。临走时，有个计生员说他新建房子，正好没有门，于是把四扇门也卸下搬走。
更多时候，我家是他们腐败的据点。我家院子很大，他们把“扫荡”而来的“战利品”摆放在门口，像草原上的雄狮，沾沾自喜看着“猎物”，边抽烟边指挥我父母把“缴获”来的鸡鸭炖给他们吃。吆三喝五，杯觥交错，酒饱饭足，好不快活。正在念初中的我恨得咬牙切齿。我妈抱怨说，村支书挣的那几十块钱还不够喂这帮狗。
“鬼子”走后，黑锅还得村干部背。在农村，重男轻女和传宗接代的观念很浓，一旦谁家媳妇不小心被逮住，家属往往会认为是村干部“告密”。那年头。计生工作堪称粗暴豪放，上环、引产、做输卵（精）管结扎手术，完全不顾别人死活。我一个伯母前两个都是女子，怀第三胎时被抓住，六个多月强行引产，是个男孩。她当时就精神崩溃，我妈说刚引产完，她竟然能从三楼跳下去，毫发无损。至今我伯母也是时好时坏。
既要完成上级下派的计生任务（完不成任务罚款），又要顾及乡亲情面和传统观念，工作开展往往两难，有时候甚至冒着被殴打的危险。
我曾经跟父亲深聊过一次，就那么点钱，为什么要当村干部。他说：“我是党员，镇领导直接点名，说我有文化。而且“赤脚医生”当了二十多年，救死扶伤，有很好的群众基础。“我反驳说：“那你也犯不着被当成工具啊！”父亲沉默许久对我说：“我是党员，抹不开领导面子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也许是出于一点私心吧，说白了，混个脸熟，你们上学，难免会上镇政府开个证明啥的，要是不熟悉，别人连头都不会抬一下……”
这是我对农村党员的最初影响，理论水平有限，但极为忠诚。当时，党员对他们来说还是一种荣誉和责任，而没有沦为谋求私利的工具。
我在半自传体长篇小说《旧地政法》里写过，计生人员的粗暴与恶劣行径，是我当初执意要选择学法的原因。我很天真地想，如果我跟他们这些“土匪”打架，大抵会被揍得找不到北，那我为何不模仿鲁迅？他弃医从文，我选择法学，让法治之光照进现实。
生活永远在别处，你并不是真心热爱农村，你只是想逃避
农村以前不是田园生活，现在更不是，只有一记一记响亮的耳光。
在大都市呆得太久，谁都会想念农村的山山水水。去年春节我带儿子回老家，趁他在土里打滚，我也偷偷跪在世代刨食的土地上，膝下是不会自然降解的塑料口袋。真的，农村并非想象中那么富有诗情画意。我们与其说是怀念农村，还不如说是怀念过去，你并非钟爱农村，你只想逃避现实。
城市在发展，很多商业模式也随着人口流动被移植回到农村，但是没有人告诉他们速度顶点在哪儿，商业模式界限在何处？细细琢磨，触目惊心。
世界上抗生素滥用最严重的国家是中国，中国抗生素滥用最严重的地方要数农村。我弟弟家孩子每次伤风感冒，都要打点滴，我常常说他们不是在打点滴就是在打点滴的路上。在农村，农民们断然不知道危害，只追求好得快。
以往，土地是农民的命根，村民之间常因土地纠纷需要村委会调解。每到十冬腊月，每家每户的土地打理得漂漂亮亮，没有一根杂草，就连小石子儿也都拾掇得干干净净。政府提倡的“退耕还林”政策最难执行，因为谁都不愿意让出新开坑的瘦土地。如今，举目望去，遍地荒草，两三年前收完玉米的秸秆歪歪斜斜立在地里。离村子稍远的地方，林木早已占据土地，“退耕还林”政策无需执行。
种植多样性完全退化。在我们老家，冬天种小麦，春节后种土豆，二三月种玉米……周而复始。三月是最快乐的季节，满地麦苗，放风筝累了，可以随便躺下。但现在，小麦已经淘汰多年，因为收割小麦工序多，卖不上价，农民嫌麻烦。以前种植玉米要薅两次，现在则大剂量使用除草剂，农药更是随意走近千家万户。农村也不见得是有机食品的天堂。
婚姻出现新状况。随着社会发展，人口流动性大，外出务工人员多，自由恋爱与和平分手的婚恋观已趋近大城市，离婚也已经从当初的抬不起头变成家常便饭。从女权主义角度，这是社会进步，是女性维权意识勃兴，但是，从我的角度来看，却是另一番滋味。
十年前，河南焦煤集团在我们村开挖第一口矿井，鼎盛时期，工人达千余人，大部分以河南人为主，租住在村民家中。这些人普遍走东闯西，能说会道，风趣幽默，通达人情……对于一些未见过世面的农妇来说，花言巧语和小礼物成为叩开心门的武器，自此，出轨者众，私奔者多，离婚者也不少。
我曾认真分析过历来稳固的农村婚姻为何如此不堪一击。除了人口流动、宗族观念淡化、影视剧灌输等原因，主要还是外来因素的碰撞与冲击。煤矿工人见过世面，犹如一阵清风，给部分农妇带来全新感觉，进而干柴烈火。这不是基于共同生活的感情吸引，而是基于不对等信息和视野带来的情感刺激。
我将其认定为悲剧，认为是一种潜伏期有长有短的瘟疫，非常可怕。干柴烈火总有烧尽之时，煤矿不景气，工人纷纷撤离，私奔者归家，生活看似风平浪静。有的丈夫本性木纳，充耳不闻，但是并不等于这个矛盾永远不会爆发。从犯罪实证主义角度看，矛盾一旦爆发，肯定会是家破人亡，因为事关男人尊严和家族脸面。
超级市场模式也被复制进我们村，迅速代替存在近二十年的小商品店。但是正如我上面所说，商业模式可以复制，但法律规则和道德界限却被抛之脑后。我参加过几场酒席，拿到的饮料几乎都是假货，孩子们趋之若鹜。我曾到过两个黑洞洞的“超市”转悠，假货泛滥。更可怕的是农民对食品质量的无知和漠视，对他们来说，价格就是王道，意识里只有质量不好而无真假之分。
农村早已礼崩乐坏，朴素的精神异化严重，人情味变淡，风气也不如以前纯正。用朋友的话来说，“以前要脸现在要钱”。去年春节我回家半个月，家里收到请柬几十张，大到婚嫁，小到母猪生仔。以往喜酒只有婚丧嫁娶，现在五花八门，祝寿、剃头、乔迁……更离谱的是兄弟俩共建一栋房子，分开办酒席，春天哥哥办，秋天弟弟办。人情客往已经成为每个村民最头疼的事儿。
自然资源无序开发，无证经营比比皆是，蛮荒掠夺，黑金交易，不一而足。很多重污染正迅速向乡村转移。我们村有很多座风景优美的山坡，如今也被砂石厂蚕食得满目疮痍。正对着我家的那个天然岩洞曾是冬暖夏凉之地，如今也被炸掉一大半。每到砂石厂开工，爆炸声声，飞沙走石，石粉随风可飘至数里之外，土地结痂变硬，基本不能耕种。
农村垃圾山渐渐有了雏形。以往都是自备袋子、背篓及提篮，可以反复利用，几乎不产生垃圾，产品本身的包装也很环保，环境可以自然降解。如今都是流水线产品，包装非常夸张，环境循环系统显然无法消纳这些工业化产品。村口、山旁以及道路两旁都是空瓶、纸尿裤和塑料袋。
小官巨贪现象严重，部分村委干部成为腐蚀基层政权的排头兵。有的村支书把公章挂在腰上，不吃请不送礼便绝不办事。最遗憾的事儿，莫过于村干部臭名昭著，但村民奔走呼号，却总是稳重江山。下面专节论述。
以前农村很贫苦，人情味很浓。精神世界匮乏，内核很干净。打架斗殴偶尔也有，“村规民约”还能通行。现在却都变了样。我不停感慨，幸福的村庄都一样，不幸的村庄却各有不同。只愿，虽然一记一记的耳光扇得响亮，但我还是希望农村能够在痛中醒来，即便被扇得满脸是血。
县官不如现管，一顶博士帽远不如村支书一支笔
村委会法律定位仍然模糊。村支书一支笔、一张嘴，导致村务管理混乱，纪检监察部门无力介入（或介入无力）带来监管真空。虽然有很多人不同意，但我还是坚持认为这是一颗随时会恶化的毒瘤。
近年来，民间权利义务概念博兴，这本是可喜可贺之事。前些时候，我关注到全国首宗村委会状告镇政府胜诉的案例，理由是村委是自治组织而非政府序列，镇政府无权任免村委会干部，云云。
万事万物都有两面性，权利也是双刃剑。我担心权利概念会不会被别有用心之人利用，成为村干部（主要是支书和主任）大肆敛财的手段。大家应该清楚，高手在民间，他们偶尔也会很狡黠。
我接到的法律求助电话中，有一大半涉及到村务或村干部，虽说不上触目惊心，但也让人唏嘘感叹。作为法律人，我向来秉承“兼听则明”理念，力求答复中规中矩、不偏不倚。对于请求撰写书面材料者，尽量要求提供原始证据。
因为与自己无关，我只求例行完成任务，一般问结果。在我想象中，只要有理有据，哪有不能公正解决的问题？可是现实却狠狠啐了我一口。
说说印象最深的一件事。前年夏天，同村一个父母双亡的发小来电话，怯怯地解释说从我父亲那里讨来的联系方式，求我帮他写一个申诉材料。大致意思是说县火电厂在我们村投资兴建砂石厂（即前文所述天然岩洞处），征占他家数亩土地，但村支书竟然将赔偿金发放给别人。我问有土地承包证吗？他说有。我问为什么村支书会这样明目张胆？他说一则可能是亲戚关系，二则那个人混社会，非常霸道，罗支书可能有什么把柄捏在他手里。
我给父亲打电话核实，他只是长叹，欺人太甚。我义愤填膺帮他起草申诉书。此后再无任何消息，偶尔听说相关部门下来调查过，我便以为事儿已顺利解决。春节我带孩子回家，在村口碰到发小，他从兜里掏出一百块钱塞给儿子，说是压岁钱。我死活不要，但他急红了眼，非要我收下给孩子买点水果。
我笃信他如愿拿到了几万元补偿金。他走后，弟弟告诉我说那事儿没有解决。我这个发小自幼老实巴交，父母双亡后更是无亲无故，近来岳父岳母也是双双病亡。村支书深知生米做成熟饭的道理，迅速把钱下发后，发小断然不敢找他所要，更不敢去找那些拿到赔偿款的人，毕竟还是相邻，不好撕破脸皮，而且部分还是他长辈，如何开口索取？
时隔一年多，我做梦也没想到村支书“任性”的事儿会发生到我家头上。2015年年底，父亲来电，称我爷爷承包的50多亩荒山在修建“成桂”铁路（约2013年）和“方沙”公路（约2014年）过程中先后被征占，赔偿数额总计近二十万，被村支书分多次悉数发放给他人。由于我爷爷80多岁，身体原因无法行走，导致这事儿被隐瞒达一年半。
我弟弟知悉后，迅速赶至公路建设项目部，出示承包证原件并警示。但村支书罗荣书仍然“任性”地签字盖章讲其划拨给其他村民。父亲电话询问原因，他振振有词说，任何林地都归集体所有，赔偿款项当然也归集体。父亲追问那为何又将款项下发其他村民，他理直气壮说，因为林权证上明确写着“权利归集体所有”，而土地承包证上没有。
县纪委介入后，项目部将尚未发放的款项暂时冻结，纪委工作人员多次与我父亲沟通，答复与罗荣书之前的辩称如出一辙，力图劝导我父亲不要再追索赔偿款，因为林地权利属于集体，所以赔偿也属于集体……
此事因为猴年春节搁浅，不知后续会如何发展。但罗荣书并未闲着，四处向村民宣称我父亲冻结了本属于他们的赔偿款，挑起邻里之间的矛盾，试图制造维稳事件给政府施压，让此事和稀泥。
这只是市场经济大潮裹挟中的农村缩影，利益至上氛围非常浓厚。村委会是农村自治组织，是政府管理的末梢神经，关乎广大群众利益和政权稳定，但因不在政府机关序列，村支书或存在存在滥用职权或贪污等行为时，如果村民不举报，很难及时纠正错误。
即便有举报，也会因村委会法律定位模糊、党纪国法监管真空，以及纪检部门工作方式滞后、息事宁人习惯思维等，千方百计“铲事儿”，甚至违规打压举报方。这种行为难免会无意识放任村干部肆意妄为，助长歪风邪气。
我始终认为，村支书之所以如此胆大妄为，与上次我发小申诉无果有密切关系。恶性循环一旦形成，要想扭转就很不容易。正能量不再，不正之风盛行。村干部欺上瞒下，上梁不正下梁歪，必然导致村民投机钻研，奉行一些歪风邪气，比如会哭的孩子有奶吃，谁闹得凶谁受益，老实人闷头吃亏等。
村委会定位不清晰，村支书（主任）权力空间必然非常大。拿我们村村支书来说，一年多前，公路项目部曾下拨近万元劳务费，其他村早已发放完毕，但他秘而不宣，直到父亲举报后他才匆忙把钱拿到纪委。
这里有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财政所不给村里开账户，导致钱都放在村支书的账户里，正常存放和贪污如何界定？严格来讲，其行为已经构成贪污，因为时间已经够长，但万一他辩称只是忘记呢？而且确实没有动用过资金，又怎么认定？
在这种似是而非的事情上，认定可丁可卯。三四线城市尤其是农村，存在着盘根错节的亲戚关系和同宗认亲等习惯，监管部门和被监管者（被举报者）互相通气，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的思维仍然很流行
纪检监察并未意识到村委会在维系政权稳定中的作用，也还未意识到很多农村流动的款项已经很大，有的村子经手的资金可达百万，所以村支书（主任）要想“雁过拔毛“，轻而易举。
为何写下这篇文章——愿故乡不死，愿有乡无愁
权力、效益与文化的排列顺序，反应的是整个国家和社会，以及每个人的价值取向。当前，我们习惯用追求爱情的誓言去治理国家、维系社会以及过自己的生活，我只要现在，不要将来！只要活得潇洒，哪管死后洪水滔天！
农村也不能幸免。人口流动导致稳固的道德评价体系瓦解，以老文化人为主的乡绅气息也随着他们的去世而逐渐消失。乡亲关系渐渐疏远，乡情慢慢淡化，侵权行为频繁发生，非法受益者永远是脸皮厚之人。
“鲤鱼跳农门”曾是当初拼命读书的激励，如今，跳出来的和留守的，殊荣同归，只有距离远近和眼界高低，然并卵，对多数人来说，内心永远都是焦虑的，除少数人财务自由外，大多数人都还是为生活而奔波，为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病而返贫。
为何要写下这篇文章？实际上，留在城市，可以充耳不闻，躲进小楼。可是作为法科学生，还是忍不住要疾呼，还是忍不住心痛，我姑且称之为一种源自骨子里的使命感！我常常在想，如果我们这些人不去关注农村，不去呼吁，那我们的孩子会吗？显然不会。
如今，父母是维系我们与故乡的最重要的纽带，但是父母百年之后，我们还会如此关注农村吗？显然不会。
所以，我把自己定位为尚能惦记乡村命运的热心人，即便文字不能改变什么，但还是要写出来。这不光是为他，为他们，也是为自己。
在我的心里，故乡是遥远的幸福，是淡淡的牵挂。乡愁是诗歌般的惆怅，是梦幻般的篇章。然而，对很多人来说，故乡已死，乡愁只有愁没有乡。
致我们终将逝去的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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