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怀若谷
▍来源 京华时报
2015年11月24日上午，三门峡市飘着雪花，高炎龙又一次来到三门峡市中院信访大厅，反映自己的案子问题。
23年前，高炎龙在成都听说有警察找他，便主动联系警察询问情况，却被抓，并被诉抢劫杀人；19年前，他被判死缓，不服，上诉；17年前，河南省高院将案件发回三门峡市中院重审，中院将案件退回检察院，检察院再退给原灵宝县公安局补充侦查，后者给高炎龙办理了取保候审，此案至今未结案。
按照1996年修正的《刑事诉讼法》，案件的退回补充侦查期限为1个月，取保候审最长不超过12个月。但直至今日，此案补充侦查及取保候审时间已17年多，仍无新的进展，高炎龙仍然戴着“犯罪嫌疑人”的帽子。
双方做生意结识
高炎龙的案子发生在1992年1月11日，被杀的是家住三门峡市灵宝县城关镇搬运社家属院的王桂兰。
高炎龙家住偃师市府店镇双塔村，世代务农为生。他和王桂兰家扯上关系，是因为贩卖编织袋。
高炎龙于1986年初中毕业后，先随父辈务农两年多，之后开始和同村村民去邻村给别人盖房子，到了1989年，又去灵宝做建筑。1990年初，经灵宝当地人介绍，20岁的高炎龙开始贩卖编织袋。
刚开始，高炎龙接到别人从外地用货车发来的编织袋后，和同村人丁金刚一起，每人背着400多条近100公斤重的编织袋，从偃师火车站坐4个多小时的火车，到灵宝县的豫灵镇火车站，之后再转卖给当地人。一趟下来，能挣200多块钱。半年内，两人跑了4趟，挣了1000多块钱。
生意慢慢好起来，高炎龙开始贩卖整车编织袋，但利润越来越薄，高炎龙就和村民一起从四川成都进货。
1991年底，同村人结根昌带着高炎龙来到灵宝，介绍他认识了一位姓董的老板，即王桂兰的丈夫。这位董老板带高炎龙和结根昌去了家里，双方吃了饭，商定董老板用4500元购买高炎龙7500条编织袋。
1992年元月初的一天，傍晚6点多，董老板的儿子董群灵和一名司机开着货车来到高炎龙家拉货。高炎龙把两人请进自己房间后，招呼邻居开始装货，董群灵和司机在高炎龙房间内歇着。
一个多小时后，货装好了，董群灵让高炎龙和他们一起到洛阳，到了洛阳后再付货款。3人坐货车来到洛阳轴承厂。当晚，在轴承厂旁边一家招待所的房间内，董群灵买了两个凉菜、一瓶酒，边吃边和高炎龙聊天。
其间，董群灵从怀中拿出一把长20厘米左右的刀子，有弧度。高炎龙一眼就看出这是朋友的东西，自己借来玩，原本放在自己房间的桌子上。他很诧异，这把刀子怎么在董群灵那里？“他开口说，‘你哥成天在外面跑，也没遇到过好刀子，这刀子让你哥先玩玩’。”高炎龙回忆道，自己告诉对方这是朋友的，“但他说‘让我玩玩，你来灵宝了我还给你’，我也不好意思拒绝，说‘你就先玩玩吧’”。
对于这把刀子的来源，董群灵接受京华时报记者采访时称，是当时和他一起去的司机拿走的，对于其他细节，董群灵没有提出异议。
当晚，董群灵先付给高炎龙4000元，剩余的500元，打算等次日清点完编织袋数量后再付。
但次日一早，清点了好几次，数量都不对，有多有少，“他说等他回到灵宝，点清数量后再把余款给我”，高炎龙说。
几天后，高炎龙准备去成都进货，于1992年1月11日早上找董群灵要账。
买货方母亲被杀
高炎龙说，当天早上8点30多分，他乘车赶到董群灵父亲在灵宝县城的门市部，获知董群灵去轴承厂上班了。董父随即骑车到轴承厂喊董群灵。一段时间后，董父先回来了，不久董群灵也骑着摩托车回来。董群灵告诉高炎龙，货少了400条，骑车带着高炎龙到了自己家。
进门后，董群灵带着高炎龙沿楼梯上了平房的房顶，这里堆放着数千条编织袋，“我一看，货堆得乱七八糟，也没法点”。
两人下楼梯后进了屋，高炎龙在挨着房门的沙发上坐下，他提议，“我给你拉了7500条，你说是7100条，现在少袋子了，你拉回来这么多天了，也说不清楚，先按7300条付货款，等结根昌来了再处理”。董群灵表示同意。
董群灵随即付给高炎龙260元钱。之后，董群灵将那把从高炎龙家拿的刀子还给了高炎龙，并递给他一包洛牌香烟。
高炎龙回忆，董群灵当时还问他有没有吃饭，要给他做饭吃。高炎龙说自己吃过了，走的时候大约是上午10点30分，董群灵还把他送到门外。接受京华时报记者采访时，两人均表示整个过程双方都在商量着来，并没有发生争吵等不愉快情节。
高炎龙称，他离开董家后，步行回到董父在县城的门市部取行李。他本想把编织袋数目的事情再跟董父说下，但董父不在店内，只有一名妇女和一名小孩在看摊子。等了一会儿后，高炎龙在11点10分左右离开，搭乘公共汽车去灵宝火车站。
“我在宏农宾馆门前买了10块钱的苹果，到车站派出所门前的书摊买了一本书，然后到车站买了张12点10分开往西安的火车票，准备经西安转车去成都。”
高炎龙说，自己买到票后去车站东边的厕所解了手，之后站在进站口等着进站。但火车晚点了，直到12点10分才开始检票。下午到西安后，他又转车去宝鸡，在宝鸡买了去成都的票，到成都时已是1月12日晚上7点左右。
高炎龙当时不知道，他离开董家后的几个小时内，董群灵的母亲被杀了。
董群灵称，他把高炎龙送出门后就回轴承厂上班了，中午收到母亲遇害的消息，“我的一个侄子去我家取饭，看见我妈已经被害了”。
董群灵坚信是高炎龙杀了母亲王桂兰，“应该是他离开家之后，又返回来找我要剩下的钱，看我不在家，就找我妈要钱。我妈脾气本来就不好，可能两人吵起来了，他就拿刀行凶了”。
为何如此坚信是高炎龙行凶？董群灵说，警方那里有很多卷宗，能说明就是高炎龙干的。
找警方问情况被抓
高炎龙是在成都被抓的。
他说，自己1992年1月12日晚到成都后，在金牛区站东三组贺定贵家吃了晚饭，好几个生意上的朋友都在贺定贵家，他们吃完饭后一起玩了麻将。13日，高炎龙和贺定贵一起去广汉市看货，当天回到成都。次日继续找客户、看货。
对于河南刑警来成都调查高炎龙的事，结根昌比高炎龙知道得早。作为同村人，结根昌比高炎龙年长十多岁，同在成都做编织袋生意。
结根昌印象中，1992年1月14日下午，他在市场上听当地老板说，有河南刑警拿着高炎龙的照片，在市场上找高炎龙，“他们问我高炎龙怎么了，我说我不知道”。
当晚，结根昌在当地做编织袋生意的老板胡明洋家吃饭时，又说到此事，他决定去找高炎龙谈谈。
此时高炎龙正在另一位生意朋友租的房子里吃饭，结根昌把高炎龙叫出来问：“你在河南犯啥事了？我听说河南公安找你呢。”
“河南公安找我干啥，我又没犯啥事，你听谁说的？”
“不信你去问胡明洋。”
两人来到胡明洋住处，胡明洋给了高炎龙确定的消息：“不错，他们带着你的照片和身份证复印件找你，你要是在家强奸了，或者偷人家、抢人家了，该跑就跑吧，我们也不管”。
高炎龙说，“我又没犯啥法，为什么要跑”。
高炎龙决定给警方打电话，问问他们为什么要找自己。
找到警方留的联系方式后，高炎龙和生意伙伴汪广德、胡明洋一起，到租房子的门卫处，给警方打了电话。
高炎龙不会说当地话，而汪广德是本地人，就由汪广德给警方打电话，“电话接通后他们问我在哪里，让我们等着，说一会儿就到”。
挂断电话，他们就回到汪广德租的房子处等待。没过几分钟，三四名便衣找了过来。
便衣进门后问谁是高炎龙，“我说我是。核实完我的身份后，两名警察抽掉我的腰带、鞋带，给我戴上手铐就要把我带走。我问他们我犯什么事了，他们说找我有点事，需要我配合调查”，高炎龙说。
高炎龙被警车载着去了当地派出所，警方把他关在一个有铁门的房间。“一晚上没人理我，我戴着手铐坐在里面”，高炎龙说，他一晚上都非常纳闷，不知道警方找他干啥。
2015年12月4日上午，高炎龙再次来到三门峡市中院信访大厅反映问题。
自称遭到刑讯逼供
第二天早上，3名便衣找高炎龙做笔录，“他们亮了工作证，说是河南灵宝公安，找我有点事情，让我说我在灵宝做了什么，我就把我在灵宝做生意、要账的经过说了。他们反复问我有没有干什么违法的事情，我说没有，就让我在笔录上签字”。高炎龙说，自己当天被带到成都的九都宾馆，被反铐在椅子上呆了一夜，次日坐火车被带回灵宝县公安局刑警队。
在灵宝县公安局刑警队，高炎龙继续被提审。他说，“还是问我在灵宝干了什么违法的事情，我说没有。他们不相信，说‘董群灵家发生事情了你知道吗’，我说我不知道，一直说没做犯法的事。他们就恼火了，说我不老实，对我刑讯逼供”。
高炎龙向记者展示了其双手手腕上的伤疤。
“他们把我铐在椅子上，把铐子铐得很紧，手肿疼得不行，还用脚踩我，手脚并用地打我，用取暖的火钳子打、捅，还用电警棒，反反复复地折磨我，把我打得大小便失禁、连续昏迷，用冷茶叶水浇我的脸和头。我跪地求饶说没干也没用，当时是生不如死。”高炎龙说，在无法忍受的情况下，他按警方提供的线索说报复了董群灵的家人。
“讯问时他们说董群灵的家人被伤了，说没啥事，还说他们是重证据不重口供，我也根本没想到是人命关天的事情，单纯地认为董群灵的母亲会证明不是我伤害她的。”高炎龙称，警方反复讯问，在无法忍受拷打折磨之下，自己按警方提示的线索，说用刀子划伤了董的母亲，人躺在哪个地方、哪个地方有血迹，“按照他们提示的说，做笔录，直到对方不再打、不再问”。
“如果我杀人了，刀子、衣服上肯定有血迹，他们可以去鉴定，只要鉴定不出来肯定能证明不是我做的。此外我坐的12点10分的火车，案发的时候我根本不在现场，我实在是冤枉啊。”高炎龙说。
1992年1月29日，高炎龙被关进看守所。再被提审时，高炎龙被告知王桂兰被杀死了，“我才意识到，这是人命关天的事”。
在看守所期间，高炎龙多次给三门峡市检察院、市中院、市政法委，河南省高检、省政法委等部门写上访信，但始终没有结果。
省高院撤销死缓判决
据高炎龙去年聘请的律师阅卷后提供的信息，1992年6月15日，三门峡市检察院以高炎龙犯抢劫罪为由向三门峡市中院提起公诉。但此后4年内，三门峡市中院先后4次将案件退回三门峡市检察院补充侦查。
1996年11月11日，三门峡市中院开庭审理此案，并于当月27日作出判决。
判决书载明，检方起诉书指控，1992年1月11日12时许，高炎龙窜到王桂兰家，持匕首划割王手、面部，并用匕首柄猛砸王头部致其重度脑挫裂伤死亡，后抢走现金200余元；高炎龙否认自己作案，辩护人认为此案证据不足，难以认定被告人有罪。
判决书称，法院经审理查明，高炎龙在与董群灵结算买卖编织袋货款时发生矛盾，高认为董少付200余元而心怀不满。当日11时30分左右，高炎龙身带猎刀窜到董家，见董母王桂兰一人在家，即掏出猎刀问钱放在哪，并要进里间寻找，王上前阻拦，高炎龙便用刀子照王桂兰手、面部划几刀，见王仍阻拦不放，又用刀把照其头部猛砸几下，王倒地后高炎龙即到里间找钱，尔后逃离现场。经法医鉴定，王桂兰因重度脑挫裂伤当日死亡。
三门峡市中院认为，“高炎龙目无国法，光天化日之下持刀闯入他人住宅，抢劫他人财物，并致人死亡，公诉机关指控其犯抢劫罪成立，且犯罪情节严重，论罪当杀，但鉴于本案实际情况，可依法酌情从轻判处”。
三门峡中院以高炎龙犯抢劫罪，判处其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实行劳动改造，以观后效。
高炎龙上诉。1998年1月21日，河南省高院作出裁定，以“原判认定高炎龙抢劫杀人的犯罪事实不清”为由，撤销原判，发回三门峡市中院重审。
取保17年后未结案
然而，此案并未重新开庭审理。
高炎龙的哥哥称，1998年8月15日，灵宝县公安局联系他，“说这个案子没法了结，要办理取保候审，我就去签了字”。当天，高炎龙走出看守所。
取保候审后，高炎龙再未获悉此案的任何进展。当年年底，他经人介绍找了对象并结婚。他妻子知道他的这些经历，“我媳妇说，‘你这是冤枉了，肯定很痛苦的，我也不嫌弃你，等以后经济条件允许了，咱们要打官司讨公道’”。
后来，高炎龙在矿上做过看护工，下过煤矿，也搞过建筑，再后来借钱买了辆三轮车，给别人拉鸡粪、拉砖，也卖过菜、收过粮食，至今没有固定职业。“除了会开车，我也没有什么技术”。
高炎龙一直觉得自己委屈。2000年9月份，他到国务院信访办递了上访信，回去后又给河南省信访办寄过上访信，但一直没有消息。
2014年，高炎龙委托了郑州德和衡律师事务所的王冷律师和李红光律师。根据律师查阅三门峡市中院、三门峡市检察院卷宗后提供的信息，三门峡市中院在收到省高院发回重审的裁定后，又将此案退回三门峡市检察院补充侦查，后者又于1998年7月14日将此案退给灵宝县公安局补充侦查。他们查阅的卷宗显示，高炎龙没有作案时间，其供述的作案时所穿衣服上未鉴定出死者血迹。他们曾多次找灵宝警方查阅卷宗、反映情况，却一直没有结果。
2015年10月26日，高炎龙又去了北京，到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递了材料。从北京回来后，他又去了河南省公安厅、省高检、省高院，但始终没进展。
11月初，高炎龙接到灵宝市公安局办公室打来的电话，问他是否上访了，并称灵宝市公安局已受理此案，已转给灵宝市公安局刑警队。可高炎龙多次拨打刑警队电话，一直联系不上。他又找到负责此案的灵宝市公安局副局长邵中革，打第一次电话时对方说在外地出差，后来再打电话，对方均回复短信说在开会，始终没有结果。
11月20日下午，高炎龙再次给三门峡市中院、市检察院，以及灵宝市公安局寄出情况反映材料。
警方称不知哪个部门负责
2015年11月19日，北京的刘晓原律师接到了高炎龙寄来的反映材料，决定为他提供法律援助。刘晓原表示，按照当年《刑事诉讼法》（1996年3月修正）及最高法司法解释规定，补充侦查期限为1个月，但直至今日，三门峡市检察院仍未向三门峡市中院提请恢复审理，也未做出不起诉决定。根据1997年1月1日施行的最高法《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试行）》第168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在补充侦查期限内没有提请人民法院恢复法庭审理的，人民法院应当以人民检察院撤诉结案”，但三门峡市中院至今未对此结案。不论是按照当年的刑诉法还是现行的刑诉法，取保候审最长期限为1年，期限届满就应予以解除，但17年过去了，高炎龙仍是“抢劫杀人”的犯罪嫌疑人。
刘晓原认为，此案案发已23年，高炎龙取保候审已17年，不能再无限期拖延下去，公检法应当给高炎龙一个答复，灵宝市公安局在没有新的充分证据证明是高炎龙作案的情况下，应撤销“高炎龙抢劫杀人案”。
11月23日上午，京华时报记者来到灵宝市公安局宣传科，希望就诸多问题进行采访，包括1998年三门峡市检察院将此案退回后，灵宝市公安局有没有继续补充侦查、有无进展、是否已将进展报给检察院，为何做出取保候审的决定，取保候审期间有没有继续侦查此案，为何取保候审长达17年没有结果，但对方称不知道此事由哪个部门负责，并要求记者联系三门峡市政法委。后者让记者联系灵宝市委宣传部登记，记者登记后，灵宝市公安局宣传科负责人仍表示自己很忙，且不知道此案在哪个部门。记者来到灵宝市公安局法制大队，表明来意后被直接推出门外，让记者继续找灵宝市公安局宣传科。
记者多次致电灵宝市公安局副局长邵中革，均被对方挂断，发送的采访短信至发稿时仍未获得回复。
11月24日上午，高炎龙再次来到三门峡市中院信访大厅，接待人员称，此案经省高院裁定发回重审后，中院已退回给检察院补充侦查，案件不在中院。该接待人员同时表示，按当时的法律规定，检察院在补充侦查期限内没有提请中院恢复法庭审理，中院确实应当以检察院撤诉结案。之所以没有结案，该接待人员表示，“以我个人考虑，那种情况下，你（检察院）没有来（起诉），我估计（中院的）案件承办人可能是这种想法，‘没有来就算了吧’。”该接待人员让高炎龙继续找检察院问情况。
近一年以来，高炎龙及其聘请的律师曾多次找到三门峡市检察院反映情况，今年9月份再次将反映材料递交到控申处。11月24日下午，三门峡市检察院控申处一名负责人表示，经领导批示后，已经将此案转交给公诉处处理。
要为自己争口气
被关押在看守所期间，为了排解无聊，高炎龙坚持写日记，记录自己每天的经历、每天看书的读后感、在监室内的琐事，更多的是表达对亲人的思念之情，以及对自己遭遇的愤恨。1997年3月21日深夜，他写了一首诗，叫《春寒》：异乡灵地遭不幸，五春有余心堪惊。思亲三更还难眠，游子忧心身疲影。
高炎龙多次对记者表示，自己做的这些努力，就是要为自己争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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