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张燕生 ▍来源 作者博客
面对越来越高的反贪呼声，反贪局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在揪出一个个“贪官”，有着辉煌战果的同时，执意“整人”、有错不承认、甚至采用逼供、威胁证人的方式“做案子”的危险倾向也在蔓延和发展，这些危险的倾向严重影响了司法机关的形象和公信力，值得引起有关部门和高层的高度注意。
1、抓进来就别想出去
反贪是件好事，是值得称道的事。然而抓错了人还不肯承认错误，为了证明自己没有错，非要给嫌疑人“整”出一个罪名就不是好事，就不值得称道。在办案中，我们常见一些案件由于已有领导批示，或者已经立案甚至已经批捕，当反贪部门在预审中发现案件存在严重证据缺陷不能定案时，由于对上无法交代，或对外下不了台阶，绝不肯承认错误，更不肯放人，必欲置其于有罪的死地才肯罢休。例如：某国税局局长被人举报，反贪局在抓人（监视居住）后两天内便发现举报完全不能成立，但反贪人员指着该国税局局长的鼻子说：“我就不信整不出你事儿来！”接下来便是昼夜审讯，逼其承认许多莫须有的罪状，致该局长高血压、心脏病、浮肿一并发作，整出的“罪行”也需法院“配合”，否则无法定罪。又例如：某嫌疑人被人举报“诈骗”，因公安无证据，便由反贪部门以“行贿”罪抓人，侦查“行贿”的大部分时间被用于查证“诈骗”，后经侦查确认“诈骗”不能成立，“行贿”也不能成立，反贪局又以发现该嫌疑人在7年前有“贪污罪”为由延长审限，后“贪污”也不能成立，反贪局仍不肯放人，欲再查该嫌疑人新罪，审限也一延再延又再延……。
总之，嫌疑人一旦被抓，就甭想“清白”着出去。
2、“做案子”
反贪局原本是“破案子”的，即犯罪人犯罪在先，但没有被人发现，经过侦查人员的侦查，将尚未暴露出的案件真相“破”开，就是所谓的“破案”。然而，现在的反贪局很多情况下却是在“做案子”，也就是说，原本没有案子，但人抓了又不愿意放，抱着嫌疑人“肯定”有罪的推测，生生从无到有给嫌疑人造出一个“犯罪”案子来。这些“做案子”的侦查人员在“反贪”大旗之下，戴着“有罪”的眼镜去审讯。其中有些人自认为自己是在“弘扬正义”，乐此不疲，而有些人则明知自己的行为是严重的违法行为却有意而为之。
例如前述的国税局局长被控受贿，而行贿人则证实以给局长孙女过满月为名将行贿款放在了局长家的“婴儿车”里，其证词活灵活现似乎再现了当时的情景，局长也作出了与之几乎相同的供述。但事实上这名证人根本没有去过局长家，局长家也从来没有婴儿车。如此荒唐的供证就这样“白纸黑字”、“铁证如山”的被造了出来。
总之，不管“做案子”的主观状态怎样，“破”一个有罪的案件，不仅可以证明自己“抓人”正确，还可以就此邀功受奖、提拔重用，“做案子”当然会盛行蔓延。
3、逼取口供
“做案子”说难也难，没有人会自己承认没有的罪；说不难也不难，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抓了人不放，不管有没有证据，先用各种手段逼取嫌疑人的口供，然后再“按图索骥”“找”证据。我很感慨中国人的词汇之丰富，“逼供”的“逼”字十分准确和形象。供不“逼”不会供，就像人不给逼到一定程度绝不会自己把屎盆子扣到自己头上一样。这个“逼”字，无非就是采用各种方法手段，包括明确的“刑讯”和难以界定的“刑讯”手段。总之，逼取口供就是让嫌疑人的身体、精神状态超越了人体自然属性所能承受的极限，一如人被毒蛇咬为了保全生命可以自行断臂一样，当嫌疑人面临着生命极限的时候，开口承认自己有罪自然成为情理中事。
逼取口供的招数还有很多。除了让嫌疑人自己给自己扣屎盆子外，还可以在笔录上大做文章。例如，反贪部门为了固定证据通常会采用录像等方式。但当我们认真查阅这些录像时常会发现，大多数的录像都是经过剪辑过的，当我们再细心的听取这些录像时还常常会发现，审讯现场说归说，记归记，说是一套，记录又是一套。
4、威胁证人
证人也是人，想让证人开口证实一个子虚乌有的事实，然后将自己的熟人或朋友送进监狱并不是一件容易事。但是，当证人的短处或弱点被侦查人员抓住，“两害相权取其轻”，牺牲他人保全自己就成为了可能。特别是当证人被他人牵连，不断的被反贪局传唤，自己和家人受到株连，甚至可能因此被拘留乃至逮捕，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例如某市委书记被判受贿罪一案，在两起认定的“犯罪”中，两个证人都分别被反贪局抓进看守所长达3—10个月，其所做有罪证词全部都是在这羁押期间作出的。事后面对律师的调查，他们仍胆战心惊。有一个证人对我说：“我知道他确实挺冤的，但我不敢给你们做证，因为我有短在他们手里”。
作者张燕生：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刑事辩护委员会委员、北京市大禹律师事务所律师；念斌案辩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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