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今中国，社会精英阶层没有真正成为价值体系中坚，中国明星群体在享受着名望与财富快感的时候，也要意识到自己肩负的特殊责任。
▍文 沈阳 ▍来源 时代周报
最近两年，影视等行业的“明星”涉及法律问题的“整顿”中，涉毒案件不断进入人们视野。对此，网友戏称，中国大陆的监狱里将上演“监狱风云”。
今天，在文化意义上对一般中国大众产生最大影响的并不是高等学校的教授，也不是媒体中的时评作家和某些“公共知识分子”，而是影视明星。这群人，透过几乎进入每个家庭的电视台等传统媒体，加之互联网中音乐网站和相关新兴媒体的“推波助澜”，已经是中国社会对青少年影响最大的群体。可以说，除了企业界和一些涉嫌大规模贪腐的官员，明星是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公众人物。
不过，当今中国，社会精英阶层没有真正成为价值体系中坚，中国明星群体在享受着名望与财富快感的时候，也要意识到自己肩负的特殊责任。而面对堕落的明星群体，不妨来一次“全民拯救”。
实际上，影视界一直是吸毒的重灾区。在西方社会，拥有五座格莱美奖杯的英国女歌手艾米·怀恩豪斯，死于吸毒；27岁吞枪的“摇滚之神”科特·柯本，自杀前长期吸毒；20世纪70年代乡村布鲁斯歌后贾尼斯·乔普林，即因注射过量海洛因突然死亡。60年代兴起的摇滚文化即以反正统文化运动为特征，其伴生物为毒品。吸毒的中国导演张元就以此为个性解放的标志。
建立杜绝“公众人物”堕落的新常态
流行艺术因为依赖于视觉和听觉，一个时代最新奇的东西，常常不是发自人的理性和一个社会最深沉的思考，所以它来得快、去得也快。明星对此的追逐就会特别劳累，也不要以为压力一定转化为动力。过分沉重的压力下，人需要释放内心的焦躁，于是一些缺乏正确信仰的明星选择了吸毒。
换而言之，合理的信仰和正确的价值观从来都不是影视界和艺术界所提供的。影视和流行音乐等艺术，作为一种特殊的艺术，特别依赖于人的直觉感受。吸毒俨然可以给艺术者带来一种“灵魂”离开“肉体”的特别快感，似乎能够激发灵感，有助于艺术家进行与众不同的创新。
正如公安部禁毒局长刘跃进指出：演艺圈、文艺界、音乐界沾染毒品的确实比较多。他们有一个理论，就是“搞艺术需要灵感。沾点毒品，就飘飘然，兴奋，幻想，容易激发灵感。”
“星二代”是明星吸毒的重灾区
在2014年被抓获的吸毒明星中，有两个年轻人特别值得关注。那就是成龙之子房祖名和张国立之子张默。如果以票房和家喻户晓程度来衡量，成龙和张国立可谓成功的艺术家。
1955年出生的张国立是国家一级演员、导演、制片人。他身上的光环和头衔实在太多，我们这里就不一一提了。从1996年起，与李保田、王刚主演电视连续剧《宰相刘罗锅》，饰演乾隆皇帝；主演《康熙微服私访记》系列；2009年9月，零片酬主演新中国六十华诞献礼影片《建国大业》，饰演蒋介石。简单地说，这些角色，都属于国家主义角色。
元代的戏曲特别繁盛。当时有演员入戏太深而死。饰演国家主义角色不是罪，演着演着演出了国家主义的快感就是大问题了。有演员曾经说过，当他以皇帝角色出现在下跪的万人面前，一种“君临天下”的感觉就油然而生。
在吸毒一事上，成龙说得很对。国家正是出于保护中国普通公民身心健康的宗旨，对成龙吸毒的儿子房祖名进行了管制。国家对房祖名行使了其父亲未曾认真承担的监护义务。
正如白岩松指出，“外界的诱惑和工作压力始终存在，娱乐圈如果用自我反省的方式治理风气很难，需要有外界的力量让他不敢涉毒”。针对“澎湃新闻”记者的提问：“这个外界力量只是把涉毒明星抓起来吗？”白岩松继续说：“当然不是。我们要给明星设立个底线，无论他此前有多少光环，只要他涉毒，这些光环一夜之间就会消失。这样才能震慑明星”。
实际上因为现代的影视竞争过分追求名利，越是成功的明星，越是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投入到本职工作和各种社会兼职之中。张国立的一个职务就是重庆大学美视电影学院院长。我们不致力于讨论张国立是否适合担任重大的院长，而是思考一个命题：一个日理万机的父母如何对孩子正确价值观的形成和良好生活方式的操练施加正面的影响？
在某个节目中，房祖名透露，2004至2014十年间，房祖名和父母三个人一起吃饭仅仅一次，“对我们来说，超多人一起吃饭才是正常的，当我们三个人坐在一起吃饭的时候，我反而觉得有些奇怪。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真的都不知道要聊什么。我们是一个大家族，经常会家族的人一起吃饭，但是我们吃饭是按辈分来排坐位，所以吃饭的时候连坐在父亲身边的资格都没有”。
虽然“半部论语治天下”是个别儒生的吹牛，但他们至少懂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可见影视明星和人类文明楷模更多时候完全是两码事。
对比那些从底层社会辛苦打拼而有某种知名度的明星，房祖名等人有自己的压力。不要太有钱，免得骄傲远离真理；不要太贫穷，免得对真理失去了信心。父母不要太优秀，免得压力太大。如果房祖名等人从小就立定心志学习政治学，或者物理学，或者做医生，在这方面他肯定比他父亲更优秀。可是，房祖名等人最后走上的是父亲那个职业道路。
不要以为跟着一个成功的父亲一定是幸福的。成龙的成就是他人不可复制的，张国立的知名度也不是那么好学的。父辈们把孩子交给了熟悉的演艺圈，父亲的小弟不断这样鼓励“星二代”：“祖名，你要努力，超过你爸爸！”如此鼓励或批评，对从小就好强却郁郁不得志的“星二代”而言，尤其是当自己明明是主演，可镁光灯却指向作为配角的父亲之时，鉴于孩子从小就缺乏父爱，这是多么令人“羡慕嫉妒恨”的一件事情。
转型社会尤其需要正确价值观
张默的吸毒、房祖名的吸毒，他们自己有责任，张国立与成龙也有责任。张国立和成龙不应该日理万机，而是应该主动辞掉一些给自己“锦上添花”却不能承担更多相应责任的社会职务，将自己的时间还给孩子以及整个家庭，是他们应尽的义务。
这实际上是说，那些不断给成龙和张国立以各种社会兼职的机构，给房祖名和张默带来了灾难。虽然“原因的原因未必是原因”，但在“星二代”等话题上，房祖名等人进入了一个巨大的网络。由此，对房祖名和张默而言，对2014年和新一年中被捕的那些“明星”而言，他们需要更大的努力。可是，知道自己该努力，并不等于找到了正确的人生之路。
2014年8月18日，房祖名因涉嫌吸毒、涉嫌容留他人吸毒罪被批捕。据称，“房祖名在看守所中寄情书本，包括从通俗小说到金融各类图书，借书已超过100本。除了看书，他还创作剧本、积极写歌”。成龙更是透露儿子在狱中“自己洗内裤、自己叠被子”。
成龙真是一个迄今不知何谓“悲剧”的演员。当儿子在监狱中，他透露儿子“自己洗内裤、自己叠被子”。人类自己“自己洗内裤、自己叠被子”是多么正常而简单的事情。在监狱里，难道让司法部下属的狱警或者其他囚犯来给自己“洗内裤”“叠被子”？
当媒体这样报道房祖名案时，我很担心出狱后的房祖名的生活。我们可以了解房祖名的阅读书籍中是否包含有类似正确人生观形成这样的涉及宗教信仰或者其他价值观的书籍，但至少从现有的材料来看，房祖名学习的是通俗小说和金融类书籍。我们不是看不起通俗小说和金融类书籍，而是一个吸毒的明星首先要做的是认真地承认自己的罪，并且悔改。为此，他需要祈求一个强大意志的形成，以至于让他有能力战胜“肉体”的这份“情欲”。
因此，吸毒明星应当明白，“吸毒”绝不只是一个法律问题（对国家来说，依法治国固然必不可少），而是如何在情感、意志和理性的全方位的位格中操练自己品行的话题。
人生的意义不在丛林法则中胜出。房祖名们应该摒弃父辈们那种为了功名利欲动辄牺牲爱情与家庭、背离相应共同体责任的做派，过一个“不以成败论英雄”的人生。
一个民族是需要有理想的。从事影视艺术的人应该特别注意人类“肉身”的各种局限。人的“身体”作为性的载体在影视中特别容易成为观众的欣赏对象。色情和相对“文艺”一些的“情色”，很容易吸引观众的眼球。大众对自己的这种好评未必是自己优秀的表现，所以不要刻意去讨好大众的直觉。尤其怕的是，明星刻意去讨好各行各业芸芸众生中那一群最没文化最没素养的人，以至于自己也成为这类人。
白岩松指出：“在日本如果演艺人员涉毒，他想要东山再起，太难了。但是放到我们这里全变味了。在我们这里，问题明星涉及黄赌毒复出之后，甚至会比以前更火。我明确告诉你，前两年曾有一位已经淡出娱乐圈的歌手由于吸毒被抓，复出之后演出身价大幅度上涨。这给很多人的暗示是什么？”换而言之，正是堕落的大众意志，催生了堕落的明星生态。如今，拯救明星，真是“全民有责”。
一个国家如何建立优秀的文化样式，世世代代继承下去以至于成为传统？在欧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中，一些具有正确价值观的人群就曾发挥远远超出其他人群的卓越价值。
这个来自其他国家共同体的经验能否在中国被复制，以至于对中国社会的全面发展作出卓越的影响？如今看来，其可行性非常值得怀疑。因此，中国更应该在文化、教育和司法等体制方面开展全方位、多层次的努力，建立一个杜绝“公众人物”堕落的“新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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