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甘肃省宕昌县原县委书记王先民
因受贿罪被法院判处死缓
摘要：如果说当官是花钱买来的，那么这个官场会是怎样的生态，那么这些官员的价值又在哪里？还会是为人民服务吗？显然，这种用人腐败的破坏性相当之大，不仅打击正派和老实人的积极性，更是严重贬损或破坏人的价值观。
▍文 碧翰烽 ▍来源 作者博客
在安徽萧县、泗县及太和县三地，县委书记贪腐引发的“多米诺效应”涉及当地干部少则数十人多则上百人，成为“塌方式腐败”的重灾区。太和县原县委书记刘家坤、萧县原县委书记毋保良、泗县原县委书记晏金星先后因贪腐落马。记者日前采访当地纪委、司法等部门获取了三地落马县委书记的腐败忏悔自述发现，用人腐败和官商勾结成为权力滥用的两大风险点，问题“一把手”权力失范带来的官场逆淘汰和社会生态恶化往往加速“塌方式腐败”的发生。（人民网2015-02-13）
县委书记曾被称为“芝麻官”，而从上述三位县委书记腐败轨迹来看，“芝麻官”却往往存在大腐败。有两个细节颇为回味。
其一，“县委书记权力大到什么程度？只要我一张口，下面没有常委敢说话的。”一位落马县委书记说，“我在县委书记位置上几乎感受不到约束。上级过问很少，能管但具体也管不了；同级也根本管不了。”
其二，“一个人带坏一座城”是县委书记腐败的扩散。带坏社会风气，恶化社会生态。萧县、泗县、太和一度都是安徽社会秩序混乱和经济发展滞后的地区。这些地方，一些群众也在干部腐败风气的影响下，不靠诚实劳动致富，而是钻政策空子，靠钱权交易换取更多财富，有的甚至和一些干部勾结起来，向政府发难，骗取政府资金。
为什么县委书记一张口、没人敢说话？为什么一个县委书记带坏一座城？谁来约束和监督县委书记？我们需要从这些可怕的细节当中反思什么样的问题。
首先，如何解决县委书记权力太大的问题？这里面涉及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县委书记的权力边界问题，这就要严纪律、明规矩。上述落马县委书记反思时说，“县委书记要抓全面，而不是抓全部。”实际上，县委书记只要想管，什么都能管，都不需要找名目。比如干预房地产市场，本来常委各有分工，县委书记不分管房地产、土地，但只要搞个联席会议制度，就可以一把手亲自抓、直接插手。二是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问题，要去人治、行法治。之所以县委书记的权力高度集中，甚至不受制约，这里面的一个关键因素在于“人治”的影响。纪律、规矩和法律怎么说的，可以搞变通、搞对抗，但县委书记说的就要坚决执行，错的也要执行。显然，不论是县委书记，还是其下的官员们，都对“人”或“权”存在敬畏，而缺乏对“法”的敬畏。三是谁来监督的问题，要建立社会参与监督的常态化机制。特别是关于媒体监督和社会监督的机制问题，应该逐步实现常态化、规范化。仅仅依靠上级和纪检部门的监督显然不够，必须充分调动社会的力量。
其次，要抓住当前县委书记权力失范的重点领域和重点问题，进行重点治理。从以上落马县委书记的腐败现象来看，有两个方面的权力失范是值得关注的。一个是用人腐败，再一个是官商勾结，两者构成了县委书记腐败的高发区。
关于用人腐败，毋保良、晏金星案发后，萧县、泗县两地许多乡镇和县直机关的主要负责人多有涉案，萧县先后有80多名干部免职，起诉书中向其送礼人员多达300余人；泗县也查出涉及干部近百人。晏金星在泗县历任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副县长、县委副书记、县长、县委书记10年时间，晏金星受贿600余次，平均每周一次，受贿金额达500余万元，其中接受下属请托“卖官”近百次，所得300余万元。
关于官商勾结，太和县原县委书记刘家坤就是权为房地产商用的典型，刘家坤和情人赵某，利用职权为他人在征地拆迁、房屋预售等方面谋取好处，收受6名行贿人财物折合人民币2929万余元。而这6名行贿人无一例外全是从事房地产开发和企业经营的“老板”。
这两大领域，一个涉及到人的价值问题，人的价值追求是什么，当官的目的是什么。如果说当官是花钱买来的，那么这个官场会是怎样的生态，那么这些官员的价值又在哪里？还会是为人民服务吗？显然，这种用人腐败的破坏性相当之大，不仅打击正派和老实人的积极性，更是严重贬损或破坏人的价值观。
还有一个涉及到财富价值问题。追求财富几乎是每个人的梦想，可是财要依靠正道来取得。然而官商勾结，利用的是权钱交易和腐败，带来的财富是黑色的、灰色的，这样的财富获取，带来的就是权钱至上，物欲横流。
由此，最后不得不令人心痛的是，政治生态的破坏波及到社会生态的恶化。这就导致社会上奢侈之风盛行，社会性腐败蔓延到各个领域，凡是有点小权的都要玩弄一番，社会道德的滑坡就更不用说，上有所好、下必效之，这不仅是官场中人会去学，社会上也就有了这样的土壤和环境。一些地方“黄、赌、毒”等丑恶现象的泛滥，也不得不反思是政治生态恶化带来的恶果。还有一些人为了权、钱、色，往往不择手段，甚至蔑视规则、以身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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