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北魏建国初期就对官场腐败说不，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反收礼受贿制度。中国历史上真正的“收礼罪”，即出现于北魏。
▍文 佚名 ▍来源 南昌晚报
“收礼罪”，即“收受礼金罪”。据媒体报道，这一罪名很可能成为刑法修正案中的新犯罪条款。官员收礼，实际上就是变相受贿。早在西汉时，中国官场已严禁官员收礼；南北朝时期的北魏还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收礼罪”， 收受礼金数额巨大的要判处死刑“大辟”……
汉代官员调动时禁收下级礼金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盛世“文景之治”时期，官场“禁令”尤重反腐。汉文帝死后，汉景帝刘启继位的当年（公元前156年）便出台了多项官场禁令，除禁公款吃喝、禁行赇（行贿）受贿等反腐措施外，还对官员任免调动时的收礼行为作出规定。据《汉书•景帝纪》记载：“吏迁徙免罢，受其故官属所将监治送财物，夺爵为士伍，免之；无爵，罚金二斤，令没入所受。”
官员职务调动时，如果接收原来属下赠送的东西，除没收所受礼金礼物外，还要免职夺爵，处以罚金。
刘询是汉代帝王中反腐最严厉的一位皇帝，曾把踩“红线”的御史大夫萧望之都给免了。御史大夫的职责为“掌察百官善恶”，官员一般不敢给他送礼行贿。有人为巴结御史大夫萧望之，于是“走夫人路线”。萧望之本有“公车私用”的诟病，而萧妻又爱使用萧望之的手下办私事。有个人在给萧家办私事时，有意自掏腰包添钱进去，间接将礼金送出。据《汉书•萧望之传》记载，这笔钱金额很大，“私所附益凡十万三千”。结果这事被丞相手下专门负责纠察的司直緐延寿知道了，萧望之被弹劾免职。
比起刘询，汉武帝刘彻反腐更彻底。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刘彻在地方置13州部作为监察区，分设刺史，并出台了“六条问事”明确监察官员的职责。“请托所监”、“通行货赂”等腐败行为，都属“不法”，要加强检查、监管。
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收礼罪”出现于北魏
且是中国古代法典上最为严厉的收礼罪
但到了晋代，官员收取下属和管辖区礼金却不违规，反而是“合法”的，这与大多数朝代“禁礼”的做法背道而驰。晋代官场甚至流行一种“送故制度”，即“送故迎新制度”。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欢送老首长，迎接新领导。
“送故”本来是一种礼仪，一些“门生”、“故吏”为表效忠显孝心，给举荐自己当官的领导馈送礼物。东汉时期“杨震却金”的故事，就是门生王密给恩师夜送十斤黄金引发的。
早在西晋惠帝时，送迎之风已开始盛行。据《晋书•王戎传》记载，当时“送故迎新，相望道路”。到东晋时，迎新除派车马前去迎接，还要营造官邸府宅给新上任的官员，甚至得配齐用品；调走后，则有大笔馈赠，数目惊人，动辄以百万计。有的官员家贫，还可优先获得去地方做官收礼的机会，称为“恤贫之法”。如有个叫王述的官员，当年家里穷，于东晋成帝咸和九年（公元334年）申请到宛陵（今安徽宣城）任职。因在任时收礼太频繁，多达1300次，朝中老臣王导遂派人劝他收手，王述却说“足自当止”。更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刘骏（孝武帝）当皇帝时，竟要求刺史任满还郡时给他送礼，名为“献奉钱”。
送故迎新所需的大量钱财和土特产，加重了民间“杂供给”负担，导致“巧诈由生，伤农害政”。所以到南朝时，虽然“送故制度”尚存，但已有相对严格的限制，不该收的不准收，否则要遭惩罚。刘宋朝时，本为吴兴太守的王韶之便因“去郡长取送故”被免除了官职。
相对于南朝官场的“礼金腐败”，主要由北方少数民族控制的北朝，则严格“禁礼”。北魏建国初期就对官场腐败说不，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反收礼受贿制度。中国历史上真正的“收礼罪”，即出现于北魏。
现在的“官员财产申报登记制度”，其源头或许起自北魏。明元帝神瑞元年（公元414年）冬十一月，朝廷派“使者”（中央巡视员）到各州，查核地方主政官员的个人财产，只要说不清来源，不是自家带来的，都视为赃物，全部登记入册，此即所谓“非自家所赍，悉簿为赃”。在北魏收受礼金数额巨大的，要以“收礼罪”判处死刑。据《魏书•刑法志》记载，太和五年（公元481年）旧律规定：“枉法十匹，义赃二百匹，大辟。”
什么叫“义赃”？南宋末学者胡三省注称：“义赃，谓人私情相馈遗，虽非乞取，亦计所受论赃。”“义赃”，与直接贪污受贿所得的“正赃”相对应。
北魏“收礼罪”的制定者是大力推行国家政治改革的孝文帝元宏，太和八年（公元484年）官员“班禄制”（工资制度）正式颁布实施后，孝文帝“更定义赃一匹，枉法无多少皆死。”北魏的“收礼罪”不仅是最早明确的收礼罪，而且是中国古代法典上最为严厉的收礼罪。为了落实此制度，在诏令下达后，孝文帝即效法明帝神瑞元年的做法，“遣使者巡天下，纠守宰之不法。坐赃死者，四十余人。”
“收礼罪”的实施，反贪效果显著。《魏书•刑法志》总结称：“食禄者跼蹐，赇谒之路殆绝。”意思是，官员们一个个都赶紧收手，行贿送礼之路几乎断绝。
名家书画也是古代官员爱收之物，图为曾“雅贿”给明朝贪官严嵩的《货郎图》
（宋代画家苏汉臣绘）
唐朝向官员送礼行贿同样要被处罚
《唐律》规定：官员受贿“五十匹流二千里” 行贿“罪止杖一百”
到了隋唐时期，中国官场反腐的司法条款更为规范。隋朝在建国第三年，即开皇三年（公元583年）便颁布了《开皇律》，专列《职制篇》，对官吏的违法失职行为予以惩罚。唐朝继承了隋文帝从严治吏的传统，除了对受贿罪细化并加重处罚外，还对官员“收礼罪”进行了详细的司法解释。
据《唐律疏议•职制》记载，“诸官人因使，于使所受送遗及乞取者，与监临同；经过处取者，减一等。即强乞取者，各与监临罪同。”大概意思是，公职人员利用外出公干时，接受当地所送礼金（物）的，与监临官受贿相同；如果收取过境地官员赠送的礼金，罪减一等。如果主动索礼，则与监临官受贿同罪。所谓监临官，就是有监察临视之责的主管官员，通俗说就是有工作利害关系的直接上级领导，这样的领导受贿所定罪名就是“监临罪”。监临罪为“六赃罪”之一，量刑相当重。
《唐律》规定：“诸监临之官，受所监临财物者，一尺笞四十；每一匹加一等，八匹徒一年；八匹加一等；五十匹流二千里。与者，减五等，罪止杖一百。”从中可见，对送礼行贿的“与者”，也要惩罚，打一百大板。如果“强乞取者，准枉法论”。
但是，唐朝虽有完备、严格的反腐制度，但因权力未能被关进“笼子”里，官场收礼受贿现象并未杜绝。如吏治很积极的唐玄宗，其任内大贪官多多。唐玄宗宠妃杨玉环的远房亲戚杨国忠当了宰相后，大肆收礼，朝野内外向他送礼的人不绝其门，仅家中积累的上等细绢就有三千万匹，此即《资治通鉴》里所说的“中外饷遗辐凑，积缣至三千万匹。”
元朝官员过生日收礼“以赃论”
《禁治察司等例》规定：“不得因生日节辰、送路洗尘，受诸人礼物”
宋朝对收受属地官员礼金的处罚，效法唐律，但对收取“生辰纲”这样的“生日礼”，似乎并没禁止，更未入罪。到了元代，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
元朝破例将最容易被视为“人之常情”的生日、节日收礼行为入罪，而不再仅仅局限于以往职场上的收礼。据《元典章•台纲卷•体察》记载，至元二十一年（公元1284年）八月颁《禁治察司等例》，内有十二条，其中一条规定：“不得因生日节辰、送路洗尘，受诸人礼物，违者以赃论。”
按察司是负责刑狱、按劾、巡察等事务的省级监察机构，后易名“肃政廉访司”，所以对任职官员的廉洁要求很高，古今常见的生日礼、节日礼、接风洗尘礼，都是禁收的。
虽然收礼入罪细化到收生日礼、节日礼等，但是元朝中后期官场收礼的现象仍然泛滥。明叶子奇《草木子•杂俎篇》中记述：“元朝末年，官贪吏污，始因蒙古、色目人罔然不知廉耻之为何物。其问人讨钱，各有名目：所属始参曰‘拜见钱’，无事白要曰‘撒花钱’，逢节曰‘追节钱’，生辰曰‘生日钱’，管事而索曰‘常例钱’，送迎曰‘人情钱’，勾追曰‘赍发钱’，论诉曰‘公事钱’。”
明清两朝反对官场腐败可以说比以往历朝都更加严厉。清朝康熙年间，由康熙皇帝提议，发起了“官员禁礼自律公约”：“自康熙五十八年己亥元旦为始，不贺岁，不祝寿，不拜客，有蒙赐顾者，概不接帖……”
但事实却令人尴尬，明清官场送礼名目并不见减少。相反，送礼与收礼的“艺术”都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以书画古玩、奇珍异宝为礼品的所谓“雅贿”，在明清时期最为流行。
（本文摘自：《南昌晚报》2014年11月24日B30版，作者：佚名，原题为：《中国古代官员收礼该当何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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