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长江三叠浪
小河案意义，这是继北海案，常熟案之后的集大成者，如果说，北海案是发轫，是第一次有一定规模民间律师，基于道义和对法律的渴望，走在一起，抱团取暖，对付苏联式公检法案件流水线机器的大战风车，常熟案是以同类型但更年青派的第二次死磕，那么小河案，或许是第三次规模最大的决战，无论从民间律师这个层次，还是庙堂的司法，几乎都是最高级别的对话。
北海案是以杨金柱、杨学林、伍雷等老面孔的第一次亮相，常熟案是一帮年轻律师为主的第二次集结冲锋。小河案，结合了前二次的骨干，并加入了其他社会上的闲散律师，包括没有参加前二次的死磕的律师，包括大牌的陈有西，专业的张培鸿，兼职律师何兵，也包括在下。
自北海开始，我国的司法，是按照自己的模式，几十年不变地在转动，公检法流水线作业，政法委作为党的代表，带领三兄弟集体作业，各有分工，互相配合。至于制约嘛，多在老大哥的协调，酒桌，甚至互相调动中化为乌有。至于律师，可以挑些小毛病，也可以在在检方提供的证据基础上，提无罪意见，除非检方摆大乌龙，一般来说，这种辩护的效果是很徒劳的，因为，检方的证据，往往能自圆其说，如果不否定检方的证据，也就无法说服法官，而我们的法官，光存疑是不行的，而且，绝大多数的案件，都有口供，法官的一般思路是既然你自己都认了，还有什么？这样的思路一直要到法官自己进去，才会体会到，刑讯逼供的威力。
二、游戏规则改变
法律规则
北海、常熟、小河案，都是在赵作海案之后，最高法、最高检制定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为了减少刑讯逼供。但这些纸上的法律，基本上是在躺着睡觉。因为，非法证据排除，是在审判公安、检察。是否有刑讯逼供，警察要出庭，要出示审讯录像，对我朝的警察来说，是一种翻天覆地的革命。平时是他们询问别人，这是是轮到他被律师询问，甚至被被告人询问。平时高高在上的检方，因为法律上负有证明自己的证据是合法的，没有对被告人刑讯的举证责任，而地位变为被告。同时，由于死刑证据规则，按照最高法的批文，变成其他案件可以参照，刑事案件的证据规则变为非常具体细致，导致法院也必须遵照自己的规则一旦违法，他们会遇到新的对手：死磕律师。
律师的江湖和新武器
中国和美国律师制度比较大的区别是，中国的律师是可以跨省执业的，由于本地律师往往受制于本地的司法局，以及本地的司法环境，以后还要在这里生活工作，往往会留有余地，甚至不敢真辨。外地律师来，天大的本事，也只能在法庭上说，即便法庭发生了天大的事情，如果没有媒体报道出来，又有多少人知道，法院可以限制旁听，安排小法庭，发旁听证，安排自己人占座位等千奇百怪的手段，来控制传播。毕竟是我的地盘我做主。但这一切，被网络改变了。
社交网络平台改变的第一个是，社交网络造就了一批有一定知名度的外地律师，法院日渐会遇到外地律师；第二是，这些外地律师之间互相联络增多，也很方便，互相开始了解对方的事迹，打法，有一定的信任度，虽然还会在共同作战中磨合；第三，这些外地律师，手里多了一个新武器，就是微博，这些微博，一方面让他们自己有了自己的小报，另一方面，也让记者们，比较容易找到自己感兴趣的案件，从而选择去某个法庭报道案件。法院会面对正规军，他们通常的做法是，大案件通过宣传部门搞定记者，中案子去公关，小案子听天由命或者不让记者进法庭。但记者也有自己的微博，这种多个记者，加律师的微博，结合起来的力量，有时候也非常巨大，因为，很多领导人也在看微博，案子实在太不像话，引发舆情，他们也会出手干预，这种干预，就是所谓舆论、领导、司法的三角恋爱。
唱红打黑和公法时代
经过三十年的经济发展，人们埋头挣钱，蛋糕有大有小，有穷有富，重庆歌正红，北京接班忙。人们已经开始抬起头，关注社会，也关注自己的前途。因为重庆领导人提出的分蛋糕，实际上和每个人有关，因为意味着，政府可以通过税收等其他途径来把你的蛋糕切去部分，是否分配给别人就很难说了。如果说，北海案就是一个普通刑事案子，我们可以看到普通人和律师都容易被冤枉，那么，小河案，就是亿万富翁在公权力之下，也是砧板上的鱼肉。我们在小河案看到，案子未结，财产已经被没收，富豪们的车子已经由警察在驾驶。贵阳去学重庆打黑，他们当然学了王立军的黑吃黑。打黑支队的队长对黎家索贿300万，因为更高的官员介入而落马。
我国以前的法律，多为经济建设服务，但是，现在发现，对人身安全和财产保护的法律很非常疏漏的。这一切，对公权力机构来说，往往缺乏动力去改善，和政改一样，即经济建设的法律完善，是双赢的，可以吸引外资，政府也博得一个投资环境好的名声，但往往和自己的权力无关，因为民法是调整平等主体之间，往往是百姓和百姓。但，刑法、行政法，都是调整政府和百姓之间，公权小一寸，民权进一寸。我们希望的平衡点是法治政府，这个目标和政治改革有关，远远未达到。
公法时代的开始，就是以李庄案为起点，以前重庆打黑，虽然有些透露，但关注的人不多。等到李庄案，百姓开始关注。为什么一个律师也会这么容易被陷害，判刑？而且，李庄案由于玩家都极具个性，一波三折，一季未完，二季开始，不但是对重庆主政者的狙击，也让百姓看到公法的疏漏和重要性。之后薄王案发，重庆的井喷，让越来越多的人看到苏联司法的弊端。
刑事诉讼不是宪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接下来的公法时代的重头戏在宪政。犹如我对一宪法教授说，私法教授的大时代过去了，这十年，是公法时代，宪法和刑诉法，行政法教授的时代来了，但未必是春天。社会发展需要宪政，但是，总有即得利益者不想要自己的权力被约束。宪法学教授被喝茶，跟踪也是寻常事。记得民国时，这些热闹的教授，如罗隆基等多位宪法学者。小河案走入现场的两个教授，童之伟是宪法学教授，今年社宪派主将，何兵教授是行政法教授。
外面的世界在变化，但是，我国的刑事法庭流水线依然没改变。北海，常熟，都上演了当中世纪遇到了现代。最后北海的结果一直拖到小河之后，常熟结果是明显妥协了。公权力的流水线明显遭遇了滑铁卢，不能说是律师有多厉害，只是，外面的冰川融化了，小河涨水了！
三：官方：朝廷和地方
贵州的法院系统，应该是基本没有注意到北海和常熟，一般看来，律师能起什么风浪，什么样的律师没见过？但是，这次来的律师，确实比较不一样，他们坚持法律的死磕，确实很"凶猛"，坚决，前赴后继，一个律师被驱逐，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小河法庭这部战车始终以其惯性压倒一个又一个。问题是，这种权力不是非常自信，毕竟法律条文是明文规定在那里的，舆论汹汹，千夫所指，基于自己地盘的事情越闹越大，上面也挂不住了，于是，在迟夙生律师晕倒的时候，朝廷的压力也到达顶点，他们仍想推行下去，在法律模糊的领域，最后律师也用了一个法律手段，这烈火战车，终于停下来了。
再回首已是百年身。重新开庭时，已经是6、7月份。来小河的律师，也已经增加了。我顶替迟大姐上庭。而在小河法庭的远程指挥部里，有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司法部的中层。他们各管一块，公检法刘关张三结义，司法部地位最尴尬，因为他们要管的是刘关张的对手。因此，开始时，贵州司法局的人进法庭要证件，而其他公检法人员不需要，引发了司法厅官员的反弹。其他公检法的最高层或许是指挥，（事实上或许也未必），但对律师，很难指挥得动，除非有法律依据。这样的事情在我身上发生了几次。
因此，每天开庭过程中，开庭完后，指挥部研究对策，部分是对律师，部分也是考虑自己的面子。但是，作为流水线的烈火战车，对律师的态度，更多的，还是敌视。不断传出要对律师动手。其中包括对杨金柱，以及我文章中引用了一句“天街踏尽公卿骨”。后来开庭期间，来检查我的时钟，银光笔，以为是窃听设备，准备查实对我拘留。并不是我在法庭上如何违法了，更多的是要杀杀律师的威风。
后来朝廷有官员传话说，他们也指挥不了地方的政法委，因为朝廷和地方之间确实有权力划分，这话，我有点相信。这次开庭，最后的火引向了贵州的政法委书记、公安厅长、省委常委崔亚东（现在崔是上海高级法院院长）。上面对我直接说，不能说出该书记名字，遭到拒绝。但是，仍不影响崔的仕途，可见，朝廷和地方，也是有权力分工的。这个在后面再说。
四：人物谱
迟夙生律师：人物谱的主角很多，但恕我顾直接，第一阶段最重要的人是迟夙生律师。迟律师在北海案时，就和陈有西一起去北海现场声援。小河案就亲身参战，她的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以及刚猛的作风，令人感佩。虽然小河法院的法官对我们说起迟律师的缺点，一大堆，但是，我们不是找圣人，关键是看大节，每个律师、法官、检察官，在法庭上多少可能会有些言语过激的，因为这是一个互相指责升级的过程，当法官也成为争执的一方，事实上是没有裁判者了。小河案是典型的法院被流水线顶在第一线，成为和律师对阵的一方，第一个问题就是管辖问题。后来最高法在新刑诉法司法解释时，就把小河案这种，贵阳中级法院审理，被高级法院发回重审，中级法院索性把案子交给小河法院，自己二审的违法做法，在司法解释中予以规定。（最高法新刑诉法司法解释第21条）。这充分可以反正，在当时，小河法院管辖黎庆洪案是违法的，律师抗争前赴后继，被赶出法庭，原因是法院无理。
杨金柱律师：第二阶段的重要人物比较多，但陈和杨，各自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但我不希望本文引发争议，故挑好的说。
杨金柱是在小河法庭坚持最久的人之一，杨，周泽，朱明勇、青石律师（张磊），不要小看，三十几天除中间出去一趟，其他时间都顶在法庭，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意味着，你把其他的时期都抛弃了，只死磕这一案，对任何一个律师来说，都是不可想象的时期。上面几个人都做到了。我是深深地佩服。杨金柱的重要作用，不仅仅是这里，他是先锋加上主心骨，他在，我们坐在后面的律师就轻松。因为，无论如何，打跑的也是他，挨枪的也是他，我们都是打扫战场的份。这种宛如湘军中的刘松山这样的人物。
只有杨金柱上厕所的时间，我才找了一个机会举证，把上面有大脑壳名字，以及如何黑打的侦查终结报告出示作为证据，引发了一次法庭的笑话，居然法庭自己认定了该份报告是国际机密。制作机关（公安局）没定密，保密局没定密，全部给律师看，居然变成国家机密了。法庭后来给每一个辩护人一个通知，上面都没有名字和公章，说这是机密，不让出示。杨金柱在法庭上说了句粗话（这个以后要改），说我才不管上面XX国家机密，晚上就给他上网。他晚上是把这玩意儿上网了，大脑壳名字就传上了网络，青石律师第二天发微博说，中国律师，只佩服杨金柱一人。我丝毫没嫉妒，杨DESERVE。 真是拿自己的自由换来的。
因为虽然法庭的命令是丝毫没法律依据的，但一旦穿上了法庭的外套，就变成了形式上合法。人家要搞他，也有由头。类似就是审判长违法的命令，律师是否应该接受的问题。很难简单回复。
司法部官员找我和杨，要我撤回所举的侦查终结报告，要杨不在网上公布。我说此乱命，不从。杨金柱的说法是，我只听法律的。部里调来了上海司法局的人。我理解司法部也有难处，但上海司法局，基本上还是比较理性和依法的，没说任何过头的话。（我深表感激）。
陈有西律师：我没亲身参与之前，我一直对周泽说，要和老陈多商量，多借重有西。有西的意义，除在法庭上，更多地在道义上。毕竟，李庄案之后，他是一个朝野关注的标志性人物，他肯参与，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虽然在细节上有些分歧，现在想起来，当时的有些不快，也是我的不是。你想，他也算一个义工，花了时间精力来做工，挺不容易。我对人苛责太多，眼里容不下沙子，为个别言论，引发些争议，这点确实是胸怀的问题。另外和在战场上那种气场可能也有关，所谓杀红了眼。你说周泽为什么最后在法庭开庭完毕大哭，就是那种气场。你被压抑太久了，记者被驱散，只剩微博，法庭上旁听是他们安排的人，法庭上蛮横无理。我们这种从无在体制内历练，受不了这种，说难听点，当时就认为到底谁是黑社会？？旁观者清，当局者迷，我从旁观者到当局者之后，难免带了戾气和偏激。自己不能做自己的法官，信也！
青石律师：青石律师是后起之秀，其每天上万字的《贵阳记》实际上起了极大的作用，没有这种完整记录庭审的文字，光靠微博的碎片，小河案的效果要打折很多。青石一个年轻人，能沉毅、坚韧，我这个中年人是自愧不如的。当然，贵阳记是他的顶峰，后来他的激情也被耗尽，之后的几个案件记录，虽然仍精彩，但无法重现贵阳记的高峰。我想想，贵阳记以后能出版的话，能进入图书馆馆藏，还能赚些小钱。
沈忱律师（代表许多贵阳本地律师）：沈忱律师是贵阳本土律师中最优秀的代表。本来是指定来做形式辩护的，但是，最终却非常精彩、敬业地做出辩护。外地律师和本地律师的联合，律师的团结，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沈律师的质证水平非常高，语言表达也非常简洁清楚。完全可以说，贵阳高水平的律师和北京、上海毫无差别。贵阳一个老律师，受不了法庭的气，最后对当事人说，我对不起你，我想你辞退我。光有外地律师，不接当地地气。
何兵教授：作为学者，走到法庭，参与庭审，非常不容易。和常熟案中易延友教授一样，是很不容易的。学者往往习惯于在网上，道义上支援，这也很珍贵，但能花时间，参与庭审，亲身经历庭审，非常珍贵。何兵老师在法庭上经常说的一句话是，如果有陪审团，你看这案子还能审下去？我说是的。问题是，党肯吗？
社会上捐钱、呐喊的人，这恐怕才是主力，因为后期没有正规媒体报道，没有这些声音，再厉害的律师，也没用。（前期感谢刘长，张国栋等记者）。
黄敏法官：我想给法官留点余地。她就是一个能力有限的基层法官。开始时，法院想想，律师有什么大不了的，后来下不来台之后，也只能让她硬撑。重新开庭的三个条件之一就是，黄敏不换，小河法院不换，第三个大概就是黑社会必须定。官家死要面子活受罪。黄敏根本驾驭不了庭审，连说“法官有权在法庭上说贵州方言”都说得出来。
最高指挥部给她出的主意是，她的电脑上，不时地冒出指示。我们一会儿听黄审判长在讲口语，看下电脑之后，马上切换成书面语言。律师是没有网络的，法官和检察官，需要听指挥部的命令和建议，都有网线。黄敏法官是中国许多普通法官的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我不知道她是否会内疚，我想不会，我国法院的内部洗脑很厉害，很少有人能避免。譬如现在很多体制内人在传播的什么，“少说国家坏话，多传播正能量“的傻逼贴。
汉德法官：很多人认为，这是我和汉德有私情。其实，汉德是当时横空出世的，很多人以为是何帆的马甲。据说最高法有人找盒饭要求为法院背书，可见，当时法院在微博上缺乏影响力。汉德当时的立场是，中间偏左（你可以看王志安喜欢她的原因了），我自己的定位是中间偏右。（这只是我的观点）。但是，法院希望她是无条件支持法院，汉德当时没这么做，还是帮律师说了些话的。这种话，在对方的阵营说出来，是难能可贵的。不过，目前最高法院可以欣慰的时，汉德已经历练出来了，从小荷尖尖变成盛开的蓝色妖姬了，（而我从大V，变转世党了，就一年时间！世事如梦），而法院系统也有@倾城 等一大批法官微博用户。他们除了卖萌，完全可以形成航母战斗群，如果律师犯了昏招，也会被批死的。这是好事，再也不只是，律师在微博上绝对优势，话语权的部分转移，正如法庭上的话语权的绝对优势，也在部分转移。这就是规则改变了。
（顺便说下@老杀在线，老杀如果在，汉德现在的地位还会受挑战，现在，基本上是体制内无对手了。老杀的法条也是精熟的，说明中南政法不乏人才。印象中，老杀是两头通杀的。骂律师比较多些。不管他如何偏激，我都很怀念他。社会需要反对的声音）
指挥部的那些大人们
最终，他们集体决定了案件的结果。对他们来说，释放了那么多人，已经很不容易了。但是，以法律为准绳的话，他们是涉嫌犯罪了。虽然这话严重了一点，但是，你去看法条，使明知无罪的人受到追诉，就是涉嫌犯罪。但是，他们有一个很大的挡箭牌，集体意志。谁都会说自己没责任，说是地方党委的意志，地方说是中央的意思。反正没档案。黎庆洪这样的案子，多去了，你能追究谁？我相信，他们的内部必然也有争论，温和些的就是有西说的体制内健康力量。是否健康，看标准，如同意把不是黑社会定为黑社会的，不算；如以枪口抬高一寸，是的。
严格意义上说，他们和黄敏，有多少区别？黄敏是能力不足，而他们是道义不足。威权政治的最大问题，就是认为他们不能输，一旦输了，就无法吓阻民众。这和他们的心态有关。其实，如果说要转型，必须要做真，如戈尔巴乔夫的公开。个人，民众才可能和你对话，你整天装神弄鬼，以为民众怕你，是有人怕你，更多的人嘲笑你。看轻你，最后XXX。
周泽律师：你可能会问，怎么少了周泽。你大概忘了，我们都是为他打工的。周泽是厚道人，所以才能凝聚人心。古人说，天命有常，唯有德者居之。周泽该案投入很深，在我们举证的侦查终结报告中，有明确指向周泽，并说他涉嫌违法。抓他其实就是一念之差，因为李庄，救了周泽。他应该感谢王立军和李庄。另外一个值得一提的是黎庆洪的老父亲，他的道德感召力，我认为会令有良心的人内疚，真是一个善人，无辜受牵连。如果说黎庆洪还有点显摆，他父亲真是完全无辜，就如黎庆洪的弟弟所说，因为他姓黎。（黎猛也是无辜受牵连，坐了几年牢，后天结婚，祝福黎猛，一个安静温和的年青人）。有人说，有钱真不是好事，那你看北海案，都穷得叮当响，还不是一样被冤枉。不受制约的权力，他不管你是谁，没有规则，是他的规则。
五、两高：改变规则
说实话，最高法院等来小河观察的大人们，最后把小河案中法庭出现的问题，全部用司法解释的名义，把所谓的漏洞堵上。他们的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方便法庭。譬如，刑诉法规定至迟三天之前送达开庭通知书给律师。
小河案开庭时，其他所有的律师都接受了电话通知，我不同意，要求严格依法执行，我要的是一个尊重。结果，小河法院打飞机的去全国各地送达。来上海送达，我之前明确告知他们不用来，因为计算到达已经是晚上，我已经下班了，不接通知。但是，他们明知不不符刑诉法规定了，还是继续开。最高法院制定新司法解释时，就直接规定了电话短信都可以。以后你以为诈骗短信说，法院有传票，可能是真的哦！书面邮寄的话，其实，很多法官会给律师一个电话，这样3天加上途中时间，律师的准备时间一般会在5天左右，而短信，往往就只有3天。
接下来，最高法的司法解释，就规定了律师开庭不能发微博。（这个事情，是小河案争议最大的事情之一）。前面讲了司法解释中把小河案的管辖合法化。再来讲更重要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改变。
我估计在任何法院，都会重视犯罪嫌疑人的供述。以前美国也存在大量的刑讯逼供，后来又了米兰达规则，不强迫自证其罪。赵作海案后，官方压力大，在康师傅的领导下，制定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和死刑证据规则，结果，这些规则本身确实是很大的进步。但是，规则制定之后，我们在各地法院都发现，很多法官根本就没看过这个司法解释，原因是本地很少有律师敢提出，启动这个程序，因为会得罪检察院加法院。我的第一次被赶出法庭，就是因为在湖州，要求启动，法官根本就没用过这程序，赶出我之后，第二次开庭，还是要启动这个程序。因此这个程序很关键。
北海案件时，警察都出庭了，貌似也提供了录像，因为原来的司法解释规定是：法庭对被告人庭前的供述的合法性有疑问的，公诉人应当向法庭提供讯问笔录，原始的讯问过程录音录像，或者其他证据，提请法庭通知讯问时在场的第三人或其他人出庭，如仍不能排除嫌疑的，提请法庭通知讯问人员出庭作证。
请注意是应当。而小河案之后刑诉法是，”现有证据不能证明证据收集合法性的，人民检察院可以通知有关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出庭说明情况。公诉人可以有针对性地播放录像。
你可以看出，这个问题上，法律是退步了。北海案，警察出庭被问得很难受，到了小河案，警察就不出庭了，没有非常大的压力，一般也见不到警察出庭。这次福建念斌案，警察出庭，让非常多的书面证据出现了颠覆，全程录像拷贝给律师之后，通过仔细的文字比对，和警察出庭作证结合，发现了最关键的第一次认罪录像中间空缺一个多小时。如果警察不出庭，如果录像不是全部，只是点播，如果不肯拷贝录像给律师，这漏洞，如何找得出？人就被冤枉，杀掉了。
关于闹庭的对策，最高法的司法解释第250条，规定了诉讼参与人，实际上往往多指律师，违反法庭秩序的，可以指令法警强行带出法庭。
伍雷在北海另外一个案子、在东北的一个案子，就是使用了这法院的新式武器，把律师架出法庭的。就是回答了前面一个问题，不管法院如何违法，但是，律师不能不听法庭命令。不然就可以架出法庭。极端一点，哪怕审判长违反程序得一塌糊涂，你律师还必须顺着法庭往下审理，不然架出法庭。事后申诉，庭都开完了。中国法官最重要的事情是，把庭开完，然后请示汇报，和自己无关了。我可能是站在律师的角度看问题了，希望多听听刑事法官的观点。
最高法虽然制定了对自己有利的规则，但是我们发现，把律师架出法庭依然解决不了问题。这在北海，导致律师绝食，在东北最后把赶出去的律师又转回来了。这好比，整个司法应该是公平的规则，你单方既制定规则，又执行规则，对自己很有利，但是，在你的地盘你玩很HING，但是，你要想想，公众还有眼睛和嘴巴，司法机关的规则或者执行规则严重不合理，会严重损害自己威信的。
六、经验和教训：规则和人文
两个审判
严格意义上，小河案是两个审判，一个是法庭内的审理，一个公民围观或者陪审团。这个陪审团概念不是西方意义上，实际上还是公共舆论。所以，我在上文也特意提及汉德法官，陈有西，没有提及的其他很多法律人，包括谢佑平教授，张千帆教授，贺卫方、童之伟教授等这都是很重要的。法庭内的审判中出现的很多瑕疵，会被曝光在公众舆论之下，这么多的法律人对程序来进行再次复查，往往是会导致法院的难堪，毕竟法院依靠的是软实力，而不是靠硬来。如果法院有威信上访就会减少，一旦法院没有威信，那么不管判得多么公平，都认为有猫腻。说实话，我们的法院，除沿海地区的一些法院，尤其在民商事审判方面还有些威信，整体来说，都已经失去了一般应有的威严。靠法警，只能是极端情况下。我一直记得上海高院的一个副院长说，公权力要谦抑，有这个概念就非常好。（尽管最近上海高院貌似有法官出事，就我自己了解的知识产权审判而已，上海中高院都非常专业，判决也很靠谱）。
作为小河法院，其内部法官也一再说，我们其实不想审，是上面压下了的政治人物。这就是法院的悲哀。因为他们不独立。上级法院，政府、党委、纪委，哪个不比法院狠？最终法院顶在前面，明知自己不合法，也得上。最后惨败的是法律。斯文扫地！
小河案最后的结局是政治性的，虽然法律的分量比原来多了不少，最终依然是妥协，从定罪的角度，政治的三个底线守住了（黄敏不换，小河不换，黑社会成立），但所谓依法治国的面子，被这些官员撕碎了，让人看到底裤。
律师间的磨合
昨天有朋友批评说，对律师界进行了褒扬，对法官、检察官都进行了批评。诚然，对于这些人物谱，于律师而言，我基本都了解。但，司法内部如何运作，他们如何争论，我不清楚，从结果上来说，法律有一定的分量，或者是有人坚守了，但我不知道。
律师之间的争论，也是逐渐磨合的过程，北海案时，老杨显然没有进入状态，但小河案就很提高很快，多数人都佩服他。说实话，文无第一，律师界绝对是“自由主义”者占多数，而且个性突出，因为都是散养的，有一说一，谁也别装逼，你做好了，别人竖大拇指，你装逼了，人说你被雷劈。这些“自由的坏人”的磨合，绝对是一个痛苦的过程。我们需要更容忍。
小河案聚合了律师江湖上最自由，最不容忍的一批人，他们慢慢学会互相学习，接受互相批评，杨大侠最后也锋芒收敛不少，这是好事。年青律师也看到了前辈的优缺点，从而有所进益。至于说有说明律师党或者法律党，目前来说是扣帽子，无非是一个个，自力更生的个体，有案聚合，无案各自在家。谁都知道我国不允许组党，连开会都敏感。
小河案是一批专业律师的业余精神。他们都受到了道德感召，自带干粮，去帮助黎庆洪案等五十几个不相识的人。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这种江湖道义，如果在法律规范之内，完全是一个公民社会应有的责任。徐贲教授说，政治是少部分人的职业，但必须是每个现代公民的副业。我们律师从事的是法律，法律本身就是政治的核心，面对乱判，有力的出力，有声的出声，社会才不会沉沦。
“在这世纪的风雨中，等待阳光原是一种虐待。饮清醒的岁月，更需要自制，我们不禁要问，“这暂时的风雨，会笼罩我们忍受的一生？”；在雨中，我们诅咒左脚，安慰右脚。俯视现实的泥沼，仰望空中的幻境”。（台湾，夏菁）。如果你想要阳光，你就自己做光，照耀此土，脚踏泥沼，清理泥沼。无论是左的人，还是右的人，理念分歧不可怕，关键是必须有游戏规则，不能突破规则。游戏规则必须公平，不然最后规则一定会被打破。法律必须合理，自己制定规则，自己玩游戏是一种暴政。最高法、最高检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自己制定规则是一种不合理、不符合自然法的权力。你们手里握有这个利器，但必须认识到，它是双刃剑，如果你伤害了公平，总有一天，你会被审判。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
游戏规则在改变，公众舆论已经发出了他（她）的声音，他们知道了自己的力量和权利，将再也不会沉默下去。小河案，是继李庄案之后的公法时代的又一起标志性案例。它宣告了游戏规则的逐渐改变。不光是刑事，吴虹飞案等以后的案件，将会涉及到宪法的案件。我们将尽力在现有不完善的规则下，要求执法者按照自己制定的游戏规则玩游戏，并逐渐改善这些游戏规则，而相对公正的游戏规则就是宪政。
公法时代，也就是宪政的时代。有人说是末法时代，哪有末法，无非触底反弹，人类的生活还将继续，不光你喜不喜欢，公权力受制约、私权利受保护的宪政，都将是这个时代的最流行的游戏规则，这个规则的核心是自由和公正！只要付出，你，值得拥有！
2013年8月4日于云南大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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