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从程序上保证准确适用死刑，我国已决定将下放的部分死刑核准权收回到最高人民法院。部分死刑核准权下放虽有其历史原因，但其弊端日见显现：一是部分死刑核准权下放，而另一部分没有下放，对各犯罪人不平等；二是下放了死刑核准权的案件，实践中二审程序与复核程序混淆在一起，造成诉讼程序混乱，也不利于保证死刑案件的质量；三是各地死刑适用标准不统一，同样的案件，在一些地方可能被判处死刑，而在另一些地方则不然。最高人民法院收回下放的部分死刑核准权，不仅能够保证全国死刑适用标准的基本统一，而且能够从总体上控制死刑适用的规模，很大程度上也可防止错杀的发生。所以，这一举措标志着我国法治的进步。
将下放的部分死刑核准权收回到最高人民法院，将会使死刑核准程序独立、完整的作用得以发挥，但程序的增加并不绝对地导致案件质量的提高。笔者在司法实践中体会到，审理一、二审死刑案件与最终核准死刑，下决心的果断程度有着明显的区别。所以，建立能够确保一、二审死刑案件质量的相关制度是十分必要的。
最高人民法院“二五改革纲要”要求二审死刑案件必须开庭，这尽管大大增加了高级法院的工作量，却是十分正确而必要的。在法院的各项审判工作中，还有什么案件比死刑案件更重要呢？！各高级法院必须切实发挥好死刑案件二审的把关作用。在诸多把关措施中，庭审无疑是一项最重要的措施。就笔者的体会而言，听别人汇报案件或者书面审理案件，与自己办理或开庭审理案件，对于决定是否判处被告人死刑，感觉明显不同。
死刑案件二审开庭是在一审已经开庭并作出判决的情况下进行的，因此，它绝不是一审开庭的简单翻版，而应突出重点，主要是：（1）审核上诉或抗诉理由；（2）审核主要、关键的证据；（3）审核关键、核心的事实；（4）审核法官阅卷过程中发现的疑点，等等。从上述审核内容看，如果仅仅依靠控辩式的审判方式开庭审理是难以完全达到目的，必要时还必须借助纠问式审判方式，发挥法官的能动作用。在强调二审死刑案件必须开庭的同时，还应特别注意，不能简单地以庭审代替死刑案件二审的全部诉讼活动，必要时法官必须深入案发现场进行实地调查。
此外，如何更好地发挥律师在死刑案件二审开庭中的辩护作用，确保庭审质量，也是值得探讨的问题。在我国现行司法体制下，一方面要求公诉人与辩护人在法庭上展开交锋，法官的职责只是居中裁判，而另一方面，控方与辩方的权利分配不均衡，比如关键的证据律师有时收集不到、有利于被告人的证据检察机关有时不向法院提交，更何况律师还有利益驱动的问题。可以说，如果完全依赖于庭审，死刑案件的质量是不可能得到保证的。要改变这种状况，有赖于司法体制的改革中刑事诉讼权利的重新分配。在目前情况下，必须要强化律师在死刑案件辩护中的责任。办错了案件，法官无疑应承担责任。而对于那些只收费不办事，或者辩护仅仅是应付差事的律师，完全应通过一定措施增强其办案的责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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